厌然闲居

1950年苏联在押人员2561361人，达历史极值，甚至超过“大恐怖”之后1939年的1672438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废止死刑及更严格立法。

“古拉格群岛”的风俗是强者为王。盗贼、杀人犯自己定规矩，管理者和警卫不干涉犯人之间关系，因此斗殴、抢劫之类事件层出不穷。进入劳改营的人都知道将被关押多年，所以要把环境“扭曲”到自己舒服的程度。

同时政府也从劳改营体系获取实际利益。每年当局花费1200多万卢布建立、维护“古拉格”，强迫囚徒从事价值9亿卢布的无偿劳动，制造各种工业品1700万卢布。

虽然偶尔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例如布里亚特曾有900名犯人出逃，但劳改营选址偏远地带恰恰是基于这方面考虑。逃跑者即使不被追上击毙，大多死在深山密林，罕有进入市镇中心的。但1953年情况彻底逆转，逾120万名在押人员被集中释放，其中近50万属于危险重刑犯。

此次大规模放人本是贝利亚的主意，但民间呼为“伏罗希洛夫大赦”，因为法令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签署。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决定让相关职能部门接手“古拉格”工业生产，劳改营管理权移交司法部。于是1953年3月底实施大赦，凡关押未满五年的一律释放，刑期十年的减半，包括带孩子妇女、少年人、老人和病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其中大部分属于小偷、强奸犯、流氓无赖等，故意杀人、抢劫抢夺和盗窃国家财产者不在大赦之列。

一下子冒出如此多释放人员，政府不可能快速把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安排工作。结果导致这些危险分子在许多枢纽城市聚集作乱，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就是遭殃的之一。

初夏时节，乌兰乌德陆陆续续出现来自远东地区、马加丹州、内蒙古（据说那里有设在中国境内的特别危险罪犯劳改营）以及共和国内的特赦人员。乌兰乌德是他们多年来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对某些人而言更是回家途中必经城市，都想停留一段时间，有的住一宿，有的住一周。六月份刚过半，市内发案率开始上升，很快发展到难以想象的规模——酒后扭打、动刀，掏兜划包，强奸妇女，以及最严重的拦路抢劫和杀人。

俄联邦功勋律师纳杰日达·库尔舍娃1953年在乌兰乌德法院工作，有亲身经历，而且她是喀山法学院毕业，曾多次走访苏联惩戒系统的偏远劳改营，深知犯人能干出什么。2012年库尔舍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个夏天市内情况乃是这样：所有国家机关进入战争状态，工作人员下班不敢回家，拉开钢丝床睡觉，低楼层窗口用沙袋堵塞，部队和警察派人荷枪实弹在楼内执勤……

但最有经验的执法者恐怕也没料到，七月份乌兰乌德几乎落入犯罪分子之手。白天警察和纠察队员加强巡逻，夜晚抢劫、杀人频发。内务部职员穿制服上街必须携带武器多人同行，政府通过电台呼吁百姓天黑不可离家。因为太阳下山之后，劫掠食堂、餐厅和商店的人纷纷出动，又发生几起闯入单位宿舍强奸、杀死企业女职工的案件。受害者稍作反抗即遭残忍对待，行凶者使用手边各种东西——叉子、餐刀、剪刀——捅刺，或用皮带和围巾勒脖。

犯罪浪潮如此汹涌，当局和执法机构几乎束手无策。又混乱一个多星期，赤塔等地方的驻军终于前来支援。全市宣布戒严，暂停大赦释放。往东行驶的列车经过乌兰乌德不停。要求居民务必恪守宵禁，夜间游荡街巷者不查验证件直接击毙。库尔舍娃说白天也能听到巡逻队放枪声。虽然苏联废止死刑，但如今不得不“违背社会主义法制”当场射杀罪犯。车辆行驶必须张贴特别通行证，否则后果自负。

那段时间究竟打死多少罪犯至今不详，关于乌兰乌德两星期混乱的材料被立即封存，至今仍在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吃灰。布里亚特作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帕基耶夫小说《罪孽》描述了共和国首都居民怎样在日落前收回晾晒衣裤、门口设陷阱、搬家具堵窗、叫狗进屋严防死守。大白天也尽可能少出去。

另一方面，“客匪”入侵刺激了本地罪犯。1953年事件亲历者玛娅·伊万诺娃15岁时与母亲、弟弟和姐姐从外贝加尔来到乌兰乌德，跟别人合租一处大木屋，忽然听闻小道消息，及时搬走躲过劫难。原来，大木屋另一个房间租给一户人家，这家男士头天不幸地中了一大笔国家彩票。夜晚屋内全部房客包括儿童、孕妇和女房东共八人统统遇害。三天后警察在火车厢逮捕凶手，追回彩票奖金。作案者竟是一对普通夫妇，他俩的身份以及为什么起意杀人劫财目前不得而知。许多1953年夏天幸存的乌兰乌德人都经历了这种恐惧：关门闭户、吹灯拔蜡，想尽办法不招贼惦记。

随着当局采取断然手段，乌兰乌德社会治安很快恢复正常。大概同一时期，其他苏联城市如伊尔库茨克、彼尔姆、下塔吉尔、切列博韦茨等也遭受了“布里亚特式恐怖”，人民采取各种手段应对，有的联合起来巡逻，有的卷铺盖搬家逃走。

1953年苏联统计显示犯罪率增长16.4%，但最严重犯罪之增幅超过预期：盗匪活动增加72%，谋杀48%，抢劫176%，扒窃数量比1952年增多137%，强奸案增多43%。

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犯罪率增长不低于150%，也就是1953年比1952年多2.5倍。布里亚特法院1953年刑事审判数量可以间接佐证这种观点——较1952年增加了2.5倍，但官方统计显示共和国犯罪率仅增长7.5%。1954年4月之前苏联把84225个获释者送回关押地，约占大赦总人数7%。在布里亚特，“盗匪活动”是获释者“二进宫”的主要罪名。1955年共和国摧毁消灭241个犯罪团伙，其中82个在乌兰乌德活动。直到1958年才基本恢复平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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