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苗·查尔内
（历史学家，记者）
今天经常听闻、读到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击败希特勒的国家居然有希特勒崇拜者公开上街？”提这问题的人显然以为他看见的纳粹分子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出现的。实际上，如今俄罗斯新纳粹分子的前身在苏联时代就已产生。只不过那时候他们被迫从事地下活动，秘密表达观点，而且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团体，他们没有自己的“史官”，所以流传下来的事迹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青年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纪念”档案馆、1979-1991年《苏联公报》等来源找到一些资料，足以查考俄罗斯境内希特勒徒子徒孙的主要活动。
“怪咖”和“政治家”
关于苏联纳粹主义团体的最早材料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后期，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代末可以找到几十个案例，记录了不同年龄段和社会地位的人（尽可能）公开宣称自己是纳粹主义支持者。这批人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所谓“怪咖”(стиляга)和“政治家”。“怪咖”基本是在校学生和青年人，在纳粹主义群体中占多数，精神上认同纳粹主义美学及其列队游行、对形体美的崇拜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目前所知第一个“玩票”性质的新纳粹团体是Ю.П.尤尔琴科（1939年生人）领导一群基辅中学生创建的。他们最初只把法西斯主义当游戏玩，后来决定组成纳粹主义青年团（形式上是法西斯主义，因为当时的苏联人很少懂得区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区别），名唤“SS维京”，宗旨是在苏联建立“国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强制实行社会主义，并且认为希特勒是个天才。侦办他们的刑事案件1957年12月终止，因为查明该“维京”团体成员除了胡打胡闹之外没有进一步行动。
1960年4月在巴库查获另一个亲纳粹团体。该团体成员是两所本地学校的九年级学生，他们开会讨论纳粹主义“优越性”和元首的“杰出思想”，反思德国“意外”战败的原因。其中几位学生家长社会地位颇高（阿塞拜疆地方工业部长、阿塞拜疆内务部核心机关成员），没料到孩子居然对希特勒生平兴趣浓厚，四处收集德国1930年代老照片，又缝制了一面带卐字的旗帜。然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游戏，所以他们最多能做到5月9日佩戴纳粹臂章去上学。
效仿纳粹的习气到了1970-1980年代蓬勃发展，一些中学生秘密成立“法西斯主义组织”。此种潮流的催化剂是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它是苏联影视业最早展示纳粹主义“宏大风格”的作品之一，同时将之“人性化”了。苏联当局很快意识到这种爱好相对无害，所以大多数“怪咖”一旦被党组织或共青团抓住，惩罚仅限预防措施，也就是叫到克格勃和区委/州委办公室训话。1985年克拉斯诺达尔逮捕的С.Л.谢尔巴耶夫大概是最后一个这种“怪咖”，此人听重摇滚，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自由人的敌意联盟”，而非“奴隶的友爱联盟”——也就是他所指的苏联制度。
跟“怪咖”不同，“政治家”不是被纳粹主义美学、而是被希特勒本人所吸引。“政治家”多数是心智成熟之人，个别人可能属于某个持不同政见团体。然而，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了解十分模糊，往往只钟情于一条：消灭犹太人。例如维亚切斯拉夫·索列涅夫，他退出维克多·波列诺夫的“俄罗斯人民民主党”之后，1957年制定“俄罗斯民族党”党纲，但根据波列诺夫的说法，索列涅夫的观点后来趋向缓和，1980年代后期开始呼吁区别对待“有害犹太人”和“有益犹太人”。
阿列克谢·多布罗夫斯基结伙成立的“俄罗斯国家社会主义党”也是亲纳粹团体，1950年代后期活跃在莫斯科。尽管多布罗夫斯基1990年代初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崇拜希特勒，可后来又声称对“纳粹党的手势和礼仪、德国人的精确性”印象深刻，他的朋友们则喜欢“战斗力、坚定言语、纪律、服从、符号和举臂行礼”。虽然他们的父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且战争结束不久，却丝毫不影响该党党员。多布罗夫斯基说他的支持者（当然还有他自己）认为害死百姓的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另有其人（换句话说，抱持战争对美国或“世界犹太人”有利的观点）。
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不迷恋希特勒人格。当回忆自己1958-1961年第一次在摩尔多瓦劳改营服刑以及同俄罗斯党卫军的关系时，多布罗夫斯基否认纳粹大屠杀，遗憾表示希特勒“是大自由主义者”。而按照波列诺夫的说法，多布罗斯基进了劳改营仍主张效仿法西斯路线杀光犹太人。同时多布罗夫斯基也有崇拜纳粹“宏大风格”的一面——曾在劳改营身穿党卫军制服拍照。
1963年沃罗涅日查获三名17-19岁青年人一年前成立的团体，自称：“国家社会主义秘密军事组织”，摆出一副要见血的架势。他们不仅庆祝希特勒生日、佩戴从战场遗址拾获的纳粹勋章，还渐渐囤积武器，准备战争爆发后打击苏联政府。搜查中至少缴获一支用自动步枪改造的短管枪。由于缺少资料，无从确定该团体被捕后的命运。
类似情况还有不少。例如1970年12月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某个姓连塔耶夫的工人张贴传单，写着：“我们的理想：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万岁！”1973年在押人员В.М.克拉斯诺夫向联邦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投寄“纳粹党纲领提要”，1974年另一名在押人员Ю.Е.巴库宁制订“国家社会主义党章程”——但不清楚这究竟属于头脑发热，还是为了被转移到政治犯监区而故意耍的手段。1981年阿列克谢·维坚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加里宁格勒（译注：今科罗廖夫市）成立“俄罗斯新工人民族主义党”，1990年代此人声名狼藉。
虚虚实实之间，还有个尼古拉·布劳恩（1938年生人，1969年被捕），当局对他的指控包括庆祝希特勒生日等。布劳恩同案犯之一阿纳托利·伯格后来说布劳恩一方面很喜欢研究希特勒，愿意听人家私下称呼他“元首”，但另一方面，庆祝希特勒生日是故意游走危险边缘的把戏，布劳恩似乎对此情有独钟。21世纪初布劳恩本人也自辩说庆祝希特勒生日乃是“为了让人注意他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而在法庭上这项指控被添油加醋变成了：企图炸毁列宁墓。
希特勒是艾森豪威尔变体？
翻阅这些刑事案件和回忆，不禁要问：为什么全国几十（甚至几百）人选择第三帝国元首做偶像？抗击第三帝国战争的硝烟才刚刚散去呀！
大胆猜想，这种选择是出于“逆反”。他们不相信苏联官方宣传成天妖魔化对手，抹黑杜鲁门、铁托、1956年匈牙利起义者和希特勒是一类坏蛋。他们视希特勒为共产主义死敌，认为他遭受了不公正诋毁，就好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样——许多“普通反苏人士”在此公身上寄予厚望。一些“纳粹分子”刑事案件能够直接证实上述猜想，比如1957年3月查尔朱市逮捕的М.Ф.日罗霍夫，他朝警察大叫：“希特勒万岁！法西斯主义万岁！美国万岁！”1958年7月逮捕的另一名被告干脆高呼：“艾森豪威尔万岁！希特勒万岁！”
而不清晰的反纳粹宣传导致这些人错误认知加深，例如1959年巴布什金市逮捕的某锅炉工相信：“希特勒是个聪明人，他想解放俄罗斯人民脱离奴役”。
结果，纳粹主义（确切说是法西斯主义，但那时候概念模糊）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替代品，主张坚决斗争共产主义，直到杀光苏共中央为止。我们可以在莫斯科石匠Б.С.布利诺夫案中看出这种认同，该人1957年被捕，曾议论匈牙利事件说：“如果我们有苏维埃-法西斯党，本人第一个参加，揍扁共产党员”。1967年第比利斯市三名中学生案（分别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则表明法西斯主义在反政府者眼中多么光辉：仨小子决心为终结苏联对格鲁吉亚的占领而奋斗，自称：“秘密法西斯组织”。
必须指出，许多希特勒崇拜者，包括“怪咖”在内，对希特勒思想之真意半懂不懂。举例来说，正牌国社党员几乎不可能接纳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但1960年查获的“巴库集团”成员大多数是这俩民族的人。1963年2月被定罪的犹太裔工程师格罗霍夫十分遗憾希特勒没能征服苏联，他这种思想更令人哭笑不得。
特殊国情……
波罗的海地区亲纳粹团体的发展又跟苏联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这儿的个别人崇拜希特勒有其特殊性，同当地民族独立运动，以及辩白战争时期服务党卫军、伪警察的所谓“战争英雄”的思潮紧密相连。例如1962年1月一群青年人在塔尔图市散发传单，帮当地法院审判的战时附敌分子说好话；1966年拉脱维亚民族运动一名成员在拉脱维亚国立大学教室画卐字；1967年两个立陶宛青年在利耶帕亚市跳伞塔顶悬挂卐字旗。1986年，拉脱维亚最后一个因反苏宣传被定罪的人：Р.希拉腊乌普斯称得上是这种情绪的最佳代表，他遗憾德国战败，因为波罗的海地区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认为如果希特勒战胜的话，他们的国家将有可能独立。
所以这些地方的亲纳粹言行表现得最突出。1969年4月11日塔林“莱奥莱奥”歌舞团在某集体农庄音乐会上表演了一支党卫军爱沙尼亚军团战歌。1980年9月22日塔林举办音乐会纪念本市解放，一群约20-30名青少年佩戴卐字袖章闯入会场，喊叫：“希特勒万岁！”
此外还有德裔苏联人和战时附敌分子惋惜德国战败的少数案例。
走向广场
虽然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苏联纳粹分子倾向于潜伏地下，但他们的“后人”八十年代初却突然高调亮相。目前可确认的是，莫斯科市新纳粹进行过两次公开活动。
1980年4月，10年级学生维克多·亚库舍夫（17岁）和一群同班同学跑去“巡查”莫斯科犹太教堂，他们身上仅有的纳粹服饰是靴子和黑衫。亚库舍夫本人表示他和朋友（10-12人）“只是看看”，表达“俄罗斯人对犹太人的兴趣”。他们的行为当时并未引起公众注意。
两年后发生的另一次事件，即普希金广场新纳粹分子示威，却被各家报纸广泛报道。最先刊登此事的是《苏联公报》，它是异议人士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在慕尼黑运营的。《苏联公报》报道说：10-15名高中生身穿带卐字的黑衫于17点、19点两次现身普希金广场，其中二人（或称六人）被警察抓捕。后来的报道进一步称：示威期间“俄罗斯”电影院有人散发新法西斯传单，这些人的头目稳坐高尔基街对面的“里拉”餐馆指挥手下，后者很快跟围观群众扭打撕扯。巴黎出版的《俄罗斯思想报》对此报道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一群青年企图在莫斯科市举行‘法西斯主义’示威。当天傍晚普希金广场聚集大批年轻人，一边是穿黑衫、剃短发的‘法西斯分子’，其中一些人佩戴卐字徽章；另一边则是各足球队、冰球队的球迷。本次示威活动事先已传扬开来（莫斯科学校老师警告学生4月20号不要去普希金广场，结果起了反作用——而这可能在当局意料之中）。据目击者讲，示威刚开始，‘法西斯分子’和球迷就打成一团，引起路人驻足。警方长时间观察不干预，最终抓捕了一些‘法西斯分子’和球迷”。
有传闻说苏联存在几个小型法西斯主义青年团体，其成员主要是党内高级干部家子女。可想而知，此类团体在曾被战争重创的国家肯定不受欢迎。与其说“官二代”们同情希特勒，倒不如说他们同情这个缺乏真正领袖、强大权力和钢铁纪律的国家。
无论如何，这些“表演”终究具有很强挑衅意味，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如前文所言，普希金广场示威事先已广为人知，当局很可能会利用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性质来诋毁人权运动。
然而著名的俄罗斯右翼激进分子研究者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对此事的描述要平淡许多：“……一群高年级学生，人数不超过15个，在人权活动家最喜欢的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孩子们多次同时抬右臂行‘罗马礼’，一字一顿地（小声）说‘希特勒万岁！’。事后亚库舍夫自吹自擂，称他本人虽未在那个光荣的日子亲临普希金广场，但示威者都是他的徒弟和追随者。”
总结上面三种描述，不难发现这次新纳粹示威事件真是一场烂戏。几乎刚开始就变成对立年轻人互殴，有人受重伤了才被警察制止。虽然逮捕若干名，却不知是否起诉定罪。
但无论如何，普希金广场这种地方闹出这种风波，本身就冲击着首都知识分子和西方媒体的观感。亚库舍夫1980年“巡查”犹太教堂的旧案被迅速翻出来。同时《苏联公报》开始连续报道1980年莫扎伊斯克市审判18名新纳粹分子案、1981年11月1日库尔干市百余名高年级学生穿戴卐字服装和袖章呼喊“法西斯主义救俄罗斯”示威事件，以及南乌拉尔斯克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列宁格勒市（喀山大教堂附近）“等其他地方”发生的新法西斯主义活动。尽管正如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所言，这些报道往往基于未核实消息，也就是道听途说，但经由“西方之口”重复，就成了言之凿凿的事实迅速传遍苏联，仿佛境内存在一种强大的法西斯主义军事化组织。1983年1月已经有人询问“知识”协会的讲师：下塔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基辅是否真有青年人“呼喊纳粹口号”。虽然亚库舍夫自己说过：“没有组织，没有名称，没有结构，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简单，无非读几本关于德国、关于当代新法西斯主义的书……”后来，种种传言彻底扭曲了普希金广场示威事件目击者的印象，例如在亚历山大·列克姆丘克的回忆录中，案发现场变成了“纪念希特勒生日大会……大家都穿一种衣服，互致‘希特勒万岁！’，佩戴卐字袖章”——这种场景更符合1990年代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根据弗拉基米尔·普里贝洛夫斯基的证言，1983-1986年每年4月20号之前莫斯科大学集体宿舍都会传出风声说“普希金广场将有法西斯示威”。于是最活跃的大一新生并肩奔赴诗人纪念碑“打纳粹”，到了地方发现除警察和共青团员纠察队之外概无闲人。有时热心学生会被抓去警察局，发生如下对话：
— 你来干什么？给希特勒过生日？
— 不，恰恰相反，我来打击法西斯分子！
— 傻冒！苏联没有法西斯。你如果想跟他们斗争，去你们学校共青团员纠察队报名吧。
“反法西斯斗士”警惕性高涨，1982年差点儿揍了一个名叫“奇怪游戏”的新组建乐团。观众被乐团成员的装扮惊到了，因为社会流传纳粹分子也喜欢打细领带、两鬓剃光。结果，“奇怪游戏”很长时间不敢演奏进行曲，惟恐洗不清嫌疑。
那么问题来了：尽管1982年不是进行示威的最好时机，究竟什么原因促使苏联的“希特勒迷”公然走上广场？为什么之后不再重复呢？
西方的苏联研究者宣称这次示威是苏联体制开始法西斯化的征兆，认为党和克格勃内部的集团是青少年纳粹背后推手。但后来的事情表明这种论断站不住脚，因为研究者们无论如何找不到组织内部存在这种“集团”，当年的领导人们也没在回忆录中提起过。
然而考虑到新纳粹分子的高调举动和强力部门的消极态度，不妨假设幕后有克格勃身影。此外，根据当年内务部消息灵通人士口头提供的情况，国家安全局代表早在1970年代末就禁止内务部对现存的法西斯主义团体采取行动。所以，示威是否另有目的，即新纳粹只是稻草人，用来吓唬那些对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深感不满的民众。
有意思的是，当局千方百计不让人议论新纳粹示威。例如1982年4月26日莫斯科印刷学院预科班政治消息课上，学生П.马斯洛夫开始谈论新纳粹示威，说他本人也在现场。党史女教师立刻找来克格勃官员格拉乔夫，后者告诫马斯洛夫和朋友：“学生不该参与打击法西斯，有专职部门干这事”。最后马斯洛夫险些被开除学籍。同时，从官方渠道泄露的消息辗转登上国外俄文报纸。对纳粹德国暴行记忆犹新的老前辈自然更愿意站在政府一边，暂时忘记“生活困难”。
改革后时期发生的事情使我们相信上述推测确实可信。根据《俄罗斯的纳粹主义》作者维亚切斯拉夫·利哈乔夫的说法，安全部门曾经照此炮制“俄罗斯民族团结”(РНЕ)，增强该组织实力，在某些时候（如1993年10月）派其扮演稻草人。当其创始人、头目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独立单干之后，РНЕ被迅速边缘化。
除利用示威者扮演稻草人外，新纳粹表演也是当局全面加强管控青年社会团体的好借口。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体育人、尤其练武的“守规矩”。根据《苏联公报》一篇报道：早在学生示威前，家长们就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被警告说目前有些亲纳粹团体打着各种体育俱乐部旗号成立。1984年政府下令禁止教授空手道。于是乎，原先散播的所谓体育社团是法西斯“干部熔炉”的说法也成了坚实论据。随后，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情报机关开始打击不合心意的音乐，宣布一些乐队是“法西斯主义”。
浮出水面之前
至1980年代中期，纳粹分子已经成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市传说的常见角色。甚至有关于法西斯妖怪的儿童恐怖故事。可惜，除了一则1982年6月一群穿卐字夹克衫流氓破坏夏园大部分雕塑的费解证词之外，没找到1980年代前期列宁格勒新纳粹活动的其他文献证据。随着改革开始，新纳粹不再是神话。我记忆里，《鳄鱼》杂志1980年代末发过几篇文章绘声绘色描述他们，但那时候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开放政策唤醒了政治生活方方面面。少数“纳粹分子”很容易融进“纪念碑”、“维涅季”、”РНЕ”之类社会团体中。纳粹分子在城市传说中的地位则被“柳别尔”取代。
1987年新纳粹自己浮出水面，4月20号希特勒生日，两队17-22岁青少年身穿黑衫、臂带卐字，沿涅瓦大街和“起义广场”地铁站附近齐步游行。同日彼得戈夫也出现类似示威。新纳粹大规模亵渎犹太人墓地的墓碑昭示他们“出水”，4月17、20两天140个墓碑遭破坏或涂污。4月25日一群青少年呼喊“打倒犹太人，拯救俄罗斯！”企图砸烂列宁格勒犹太教堂。参加这些行动的以职校学生居多。列宁格勒新纳粹头目叫罗曼·博伊佐夫。前一年也就是1986年，列宁格勒警察局对本地新纳粹游行示威、亵渎坟墓和打砸企图熟视无睹。
当局对新纳粹的追捕也几乎停止了。最后一起侦办的纳粹宣传案1988年立案，塔林市逮捕策划组织“爱沙尼亚民族法西斯党”的С.若尔丁，但“由于情况变化”而撤案。
引用和参考：
（儿按：太长，略）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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