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尔盖·别利亚科夫
普遍平等恐怕是人类最难实现的梦想。我们早已飞上太空，很快将重返月球甚至踏足火星。鼠疫和霍乱已不成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冠状病毒和艾滋病毒未来将被控制。稳坐家中跟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朋友对话何其轻松惬意，环球旅行也不再是伟大冒险，成了度假休闲。也许人类终有一天能够把自己分分秒秒传送至地球任何角落。除了普遍平等，万事皆有可能。
新精英阶层
人在“平等”的名义下死亡和被杀，但就算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不存在平等，新经济政策时期及后来更是如此。市井庸人即便不明白其中道理也发觉：“普通的仆役，派头倒像政委！”小说家尤里·奥列沙写道：“我给一家大报写诗体小品文，每篇稿酬相当于养路工人一个月薪水。有时一天写两篇”。当时是1920年代，1930年代他就很少动笔了，依然有钱在“国民”餐厅一坐一整天，甚至管自己叫“国民大公”。
讽刺作家、剧作家维克多·阿尔多夫也喜欢“国民”和“大都会”。有一次，正在受穷的列夫·古米廖夫偕老婆去列宁格勒拜访阿尔多夫，被维克多·叶菲莫维奇叫了出租车带往餐厅吃饭。文学评论家艾玛·戈什坦因回忆录写道：“阿尔多夫家给他（列夫·古米廖夫）留下的印象，用他自己话说：贵族上流气派。那里只有光芒四射的女性：比如维罗妮卡·波隆斯卡娅（译注：女演员），或最高检察长的女儿，或伊利夫（译注：犹太裔作家兼记者）的妻子……妮娜·安东诺夫娜（阿尔多夫之妻）的沙发床上方挂着钟情于她的著名诗人的相片，比如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 而古米廖夫就坐她脚边”。
暂时不清楚艾玛·戈什坦因所谓“最高检察长女儿”是谁。苏联没这头衔，只有总检察长，1936年担任此职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只有一个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女儿季娜伊达，不到30岁。如果阿尔多夫家的真是她，那就证明1930年代名媛玛露西亚· 塔拉先科（伊利夫之妻）能够跟苏联最高级干部之一：维辛斯基的女儿平起平坐。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译注：苏联早期著名作家，1938年逝世）月收入3200卢布，十倍于普通劳动工人（当然得缴税：1200卢布）。这种水平的薪金按照苏联标准算得上“男爵”了，可如此成功富有的莫斯科人依然没法跟格鲁吉亚作家相提并论。“万民慈父”故乡的作家月收入20000-30000卢布，高到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莫斯科也不是绝对没有这种富翁，尤其剧作家群体。据说尼古拉·波戈金一个月挣四万，他的作品《拿枪的人》在全国几乎所有剧院上演，1938年还被改编为电影。
比起波戈金、维什涅夫斯基、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之辈，从西欧返回苏联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她不是作家联盟会员，直到1941年才被“分配”到国立文学出版社。她的诗集几乎没出版过，靠着翻译维持生活。茨维塔耶娃自己估算，1940年1月15日-6月15日的翻译和编辑酬劳为3840卢布，平均每月768卢布。这个数三倍于医生工资，两倍于大部分熟练工（“斯达汉诺夫式”除外）。如果茨维塔耶娃不在翻译上精益求精，她还能收入更多：“我终日忙碌，但由于每首四行诗——波德莱尔或弗兰科——我至少要译出四个版本，所以每天最多只能写20行（草稿80行），而别的译者（实话实说！）每天200行甚至400行清稿（此处茨维塔耶娃用了斜体字）”。事实的确如此，“别的译者”月入7000-14000甚至更高。
那个年代演员的收入超过作家、诗人。米哈伊尔·左琴科出过一册薄薄的短篇小说，得2000卢布。当时颇受欢迎的演员弗拉基米尔·亨金拿去登台朗诵，仅三场演出就挣到2000卢布。而且作家所得税率比演艺人员更高。“灰色收入”就更别提了。有个笑话：据说旁人问亨金参加没参加过“灰色”演出，他大惊：“还有别的演出吗？！”
（译注：“灰色演出”也有“左派演出”之意，亨金的意思是难道允许“右派”演出吗？）
有句夸赞人的话叫“穿得像女演员”。成为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首席演员，当上莫斯科大剧院或列宁格勒“基洛夫”剧院（马林斯基剧院）主角、独唱，乃是苏联人能够梦想的职业天花板之一。作家和演艺人员之外，运动员也属于苏联社会精英一分子，主要是效力于顶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们。足球早在战前就是苏联职业运动之一，至少”А”级（最高级）联盟如此。足球史学家阿克塞尔·瓦尔塔尼扬曾发现一份有意思的档案：1941年2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夫·梅赫利斯签署命令，规定“红军中央俱乐部和志愿体育协会主队”的足球运动员、教练、按摩师（梅赫利斯同志不知为何忘了队医）的工资水平。根据规定，高级教练工资1200-1500卢布，一级球员（10人）1200卢布，二级球员（12人）1200卢布，三级球员800卢布。这种工资很丰厚了。即便三级球员（可能是替补）的月薪也是新入职工程师的两倍。但苏联最优秀球员未必欢迎梅赫利斯的工资规定，因为他们有机会挣更多钱：“……打一场灰色比赛每人拿500卢布，实实在在”。
时髦如在巴黎
挣钱多还不够，得会花钱——享受一掷千金的快感。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但苏联国内漂亮衣裳和日用消费品远远不能满足高档需求，有钱难寻好料子。外国人到了苏联，想买点儿特产回家真犯愁。比如法国诗人安德烈·纪德甚至在莫斯科买不着带回巴黎送朋友的纪念品，他说：“商品，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劣质货。甚至让人联想，是不是故意把纺织品、日用品等东西造得尽可能无吸引力，好让人们仅仅出于需求而非喜爱去购买”。
纪德访苏同一年也就是1936年，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到苏联领取他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俄文版稿酬。翻译娜塔莉随行，二人闲逛列宁格勒购物。塞利纳说，他哪怕在利比亚和喀麦隆也不敢把这种东西卖给客人：“……简直没法下手啊。我说苏联商品是‘无用的垃圾’，绝非夸大其辞。我和娜塔莉把他们商业街的店铺全走遍了，这辈子没见过的大粪也能摆出来卖。想在此地穿衣打扮，必须是天才。他们的纺织品纯属粗制滥造，线头都没缝好……”
塞利纳是个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人士，经常被指责亲法西斯，所以他或许不是最可信的来源。但有意思的是，塞利纳的观察不仅跟立场客观的纪德部分吻合，也跟亲苏的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吻合。后者试图向世人介绍苏联民生光亮面，但也被莫斯科人简陋粗劣的服装所震惊：“……对于第一次造访莫斯科的人来说，市民的打扮似乎相当难看。的确，你能够买到必需品……但舒适性阙如。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想要穿得好、穿得有品味，必须付出极大努力，且永远无法完全达成目标”。
这就是当时极少数人有资格享受的国外旅行为什么如此重要和珍贵的原因。伊利亚·伊利夫第一次到巴黎，给老婆买了外套、裙子、四块面纱、鳄皮手袋、镯子、帽插羽毛、两条腰带（皮革和橡胶）、一盒香粉、两盒胭脂外加两个黑色睫毛膏。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也在巴黎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花两小时挑选）、鞋和衣料。
1935年7月1日，在纪念室内剧院成立20周年晚会上，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身穿巴黎时装和皮大衣闪亮登场，引起轰动。出国旅行是置办令大家羡慕的行头的宝贵机会，尽管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新巴黎巡演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嘴上说：“法郎不经花……好东西都很贵”，仍然豪掷1075法郎给自己置办外套、两顶帽子、若干内衣。莫斯科的女演员们还喜欢抢购虽不耐用但十分奢华的金银线头巾——用特殊真丝绸缎和金属线缝制。
1930年代俄罗斯的企业家经营尚未被摧毁净尽。私人裁缝如同私人医生一样受重视，昂贵稀缺的面料被委托给她们裁剪。号称“俄罗斯可可·香奈儿”的娜杰日达·拉玛诺娃（译注：时装设计师、戏装设计师）1940年还在世，革命前她曾为皇后亲姐伊丽莎白·费奥多萝芙娜女大公服务，客户包括富商妻女和实业家、糖厂老板的情妇。如今她已年老，继续为首都特权剧院的女演员和外交官妻子们提供时装。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也是二十、三十年代拉玛诺娃工作室常客，1936年她夸耀说：“我做了件新大衣，非常漂亮雅致，拉玛诺娃缝的，而且很轻”。剧院赴远东巡演，拉玛诺娃为女演员们裁制各种颜色绉绸裙子：索菲娅·皮利亚夫斯卡娅穿浅黄色、奥莉加·拉布金娜穿粉红色…… 亚历山德拉·利亚明娜、叶莲娜·叶菲莫娃也为莫斯科高尔基剧院女演员们缝制贵得出名的衣裙，还有瓦尔瓦拉·丹尼林娜——战后她成为莫斯科收费最高的裁缝，客户包括柳博芙·奥尔洛娃和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
餐厅
莫斯科高级餐饮的水准曾经胜过服装。茨维塔耶娃1941年春写道：“我们吃得好，莫斯科应有尽有……”。战前，人们在莫斯科的商店甚至可以买到罗克福尔干酪、卡芒贝尔软酪和林堡奶酪，更不用说螃蟹、新鲜鲟鱼、熏鱼、熟猪肉、香肠和“美妙的熏脂肪”——也就是茨维塔耶娃口中的“培根”。这些美味诚然很贵，就像首都的高级餐厅一样，仅少数人能够消费。举个例子，在“国家”餐厅吃顿四道菜的正餐不低于13卢布，三道菜的不低于11卢布。饶是如此，这些餐厅从来门庭若市。瓦季姆·科津（译注：男高音歌手、作曲家）在“大都会”餐厅吃早饭很轻松，可到了夜晚，即使他这个名人有时也得跟别人拼桌。作家阿纳托利·雷巴科夫妹妹赖莎曾回忆：“各色人等齐聚好饭店：什么工程师、科学家、演员，多多少少都有点钱，身边当然跟着漂亮妞儿……”
战前莫斯科每个高级餐厅都以自己的菜单、装修、传统和音乐扬名。尤里·纳吉宾（译注：作家、编剧）是一位大鉴赏家、“生活享受家”，他回忆说“国家”餐厅的苹果派和奶油咖啡最出名，“大都会”的布里欧面包和油炸圈最出名，位于艺术剧院巷的“艺术”餐厅炸麻花和可可饮料最出名。这个名单其实还可以扩充下去。
1940年5月7日高尔基街“阿拉戈维”餐厅开业，标志着格鲁吉亚美食逐渐超越法餐和俄罗斯本土菜肴。浇汁肉丁与长馅饼慢慢淡出人们视线变成书里图片，“萨茨维”、“恰霍赫比利”、“查纳基”、库帕特肠等取而代之。“萨沃伊”、“大都会”、“国家”的旧荣耀在新星“阿拉戈维”面前黯然失色，后者一步步登上莫斯科最贵最著名餐厅宝座。不过在战争前夕，格鲁吉亚美餐和高加索食俗才刚刚进入首都市场，莫斯科的名老餐馆仍然保留着所谓“耐普曼气派”（译注：指新经济政策时期暴发户派头）甚至十月革命前风貌。比如彼得罗夫斯基街2号“极光”餐厅招牌菜是俄式薄煎饼和全城最棒的露馅饼，“大都会”的招牌菜是鸡肉、鹧鸪肉加黑鱼子酱沙拉，而且他家的招牌冰淇淋配有巧克力酱和烤扁桃仁。
逢年过节期间，餐厅还会办一些主题节目。如1940年11月18日-1940年元旦这段时间“大都会”装扮成了“俄罗斯木版画风格”，举行“奇妙开心夜”，邀请茨冈合唱团在红色大堂表演，之后来的是“奥尔洛夫”茨冈人歌舞团。“萨沃伊”餐厅毫不示弱，雇佣“卡尔捷茨基”茨冈人歌舞团吸引食客。走进“国家”的人白天听着沙龙乐团进餐，夜晚欣赏著名的亚历山大·茨法斯曼爵士乐队。说实话，现场音乐和舞蹈彼时属于高级餐厅之必备。“萨沃伊”的“音乐和舞蹈之夜”持续到半夜，“国家”到凌晨四点，“大都会”也要到三点钟，而夏天在凉台上能一直跳到东方既白。
那年月苏联作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内部餐厅，服务优良，收费相对便宜。用常客尤里·奥列沙（译注：小说家、编剧）的话说，这种地方“一顿饭的价格就像‘国家’的衣帽架那么高”。正如《大师和玛格丽特》所写，菜单有烤羊肉串、小鲈鱼、银锅烧鲟鱼，以及“虾颈肉和新鲜鱼子酱”、“热那亚式烤鹌鹑”、“鸫鸟肉片汤”乃至松露。别惊讶，松露无须从法国、意大利进口，供应莫斯科顶级餐馆的白松露产自伊万诺沃州和莫斯科州地界，多在亚历山德罗夫、扎戈尔斯克周边。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妻子说他更喜欢“大都会”，但也光顾作家餐厅：“一顿不错的晚餐：鱼子酱、鲜黄瓜、榛鸡——主要是吃得开心。饭后米沙和鲍里斯·罗伯托维奇找别列津斯基打台球，米沙赢了。然后我们遇见米哈尔科夫两口子，跟他们和艾尔雷吉斯坦（译注：苏联国歌词作者之一）饮咖啡……总之，美妙的夜晚”。
小汽车和疗养院
私家车在苏联算奢侈品，就连人民委员和司令员们也坐公务车。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首席演员米哈伊尔·加博维奇有自己的小车，莫斯科音乐厅明星瓦莲京娜·托卡尔斯卡娅也有——这个女人魅力四射、衣着光鲜，“托卡尔斯卡娅是战前莫斯科最富有女演员”的神话竟流传至今。
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不仅有车还自己驾驶。1936年的一天他开着敞篷车从列宁格勒送安娜·阿赫玛托娃去莫斯科，行至加里宁市（译注：特维尔）附近忽然抛锚。集体农民迅速围过来，差点儿把这位苏联老爷打死。一名农妇恨恨嚷道：“看不出来吗？她是个贵族婆娘……”
甚至乘坐出租车也是某种社会地位标志。苏联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经济”、“舒适”、“商务”、“特级”或“豪华”的概念，但已经有了相当正式的出租车等级划分，比如М牌轿车 (ГАЗ-М-1)比“吉斯”便宜。出租车司机不去工人新村拉客，更不服务首都边缘的无产阶级，涂成各种颜色（蓝、黄、深红）的“吉斯”只在“莫斯科”宾馆、大剧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地铁站附近趴活。这些舒适的豪华轿车载着艺术家和上等人观众，稳稳驶向首都的精英公寓或郊外特权疗养院。
不曾读过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书信的苏联人是幸运的，他们压根无法想象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演员、苏联的作家和剧作家们战前过着何种生活。这位著名女演员乐滋滋地描述她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时怎样享受人生。奥莉加经常到巴尔维哈（译注：莫斯科州度假胜地，有旧庄园、城堡）度假治疗，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瓦西里·卡恰洛夫等人战前也多次到访这个地方，但只有奥莉加留下了生动的、甚至可说是津津有味的描写。
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1936年7月24日写给玛丽亚·契诃娃（译注：契诃夫胞妹）的信说：“疗养院规模宏大，我的房间赏心悦目，松树在窗前摇曳沙沙作响，森林环绕，百花齐放……菜肴是一流的，供应鳟鱼、铁钎子烤肉、各种馅饼——我加糖精吃。面包几乎不碰，一天两块糖”。
奥莉加说自己“几乎不碰面包”，现代读者可能要皱眉。今天的营养学家建议我们“每天摄入100克黑面包”，可在战前，面包并不是胃口大开美食家丰盛餐桌的补充，而是几百万人果腹的主食。极少数“不碰面包”之人照样活得好好的，因为他们有鳟鱼、烤肉外加“各种馅饼”。
令人惊讶的是，战争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依旧不改她的战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1945年4月苏军正准备攻打泽洛高地，大后方莫斯科的糖、谷物和油脂实行票证供应，工人每天800克面包、职员600克、受扶养者400克。而奥莉加身在巴尔维哈，七点钟起床。她写道：“八点钟女按摩师来给我的身体做舒适按压。十点半吃早餐：两盘小菜，奶油咖啡搭配优质黑面包和黄油…… 可选的美食琳琅满目：打泡奶油大馅饼、果冻、汤羹、各式熟肉、鳕鱼、各种精致素菜……他们每天给我送菜单让我自己点。你看，我活得像地主婆”。
但这位“地主婆”的收入可能无法与电影明星及流行歌手柳博芙·奥尔洛娃、克拉夫季娅·舒利任科、利季娅·鲁斯兰诺娃相提并论。战前鲁斯兰诺娃正处于声望顶峰，穿金带银，喜欢收藏钻石、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珍珠……是啊，人民歌手没有珍珠怎么行呢？她和第三任丈夫：著名幽默演员米哈伊尔·加尔卡维收集古玩、圣像和俄国画家名作，两人位于拉弗卢申斯基巷的住宅俨然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分廊。
“为了官爷们”
所以渐渐地，在斯大林和战友们宣称的“平等”与表演性俭朴之下，斯大林的苏联变成了等级社会，普通人、低收入者、无特权者和新贵之间形成虽非正式但众目昭彰的分化。此处我们只谈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自由民”，如果算上数百万没有国内护照的集体农民，以及“古拉格”系统关押的囚徒，那么苏联的真实状况离着平等何止十万八千里。
苏联顶级精英、党政领导、军队和经济部门高级干部小心翼翼藏富扮低调，不仅对苏联人民，如果可能的话也对外国人装样子。1935年4月23日美国大使馆办招待会，尼古拉·布哈林身穿旧款长大衣，卡尔·拉狄克（译注：共产主义宣传家、外交官）“穿着某种野外服装”，教育人民委员安德烈·布勃诺夫“穿迷彩服”光临，看来是指军便服和马裤。伊万·别尔谢涅夫、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和亚历山大·泰罗夫（译注：三人都是演员兼导演）穿燕尾服、黑色礼服，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全套黑西装。他们的女伴：索菲娅·吉阿钦托娃、吉娜伊达·莱赫、阿丽西娅·科宁、叶莲娜·布尔加科娃自然穿着她们最好的晚礼服。
尽管如此，纸永远包不住火。
安德烈·纪德感叹：苏联正变得愈发“资产阶级化”，而政府对此持认可、鼓励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共产主义兄弟情谊越来越远：“那些身为或自以为‘当权者’的人面对‘手下’、劳工、女清洁工、保姆等表现出的蔑视或至少是冷淡，怎能不让人心生反感”。
罗曼·罗兰没有试图深入了解苏联社会，却也关注到不平等现象，尤其坐小车在莫斯科郊外行驶的时候。他提请人们注意农民小木屋与“领导及其贵客和受宠作家”的大别墅的天壤之别：“在环绕莫斯科的这一地区，分散建着许多别墅，可它们并未标在地图上，这些别墅或者是专为政府首脑建的，或者是留给首脑的客人的，或者是分配给有成就的作家的。用硬石铺就的宽敞林荫道修建了好几条，人们会问这路到底通向何方呢？有人会告诉你：“从莫斯科通向别墅”。在这条路上，隔不远就站一个警察，再不然他们就躲在树林里担任警戒。有一座疗养院，整座建筑都是白色的，在林中勾勒出它那美丽的轮廓。我问这是为谁建的，人们答道：”是为政府的高官哩”。我接着问，那么石油大亨祖巴洛夫那戒备森严的广阔领地如今被派何用场，人们答道：“那儿现在已为高官建了别墅，成了他们的疗养地”。在路上，我们与鲍里斯·皮里尼亚克的车迎面相遇，他像其他作家一样在郊外有自己的别墅……我们在路上还碰到了许多农夫和工人，他们向我们投来忧郁的目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竟然向我们挥起了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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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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