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然闲居

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生前是苏联持不同政见群体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居住莫斯科（1980年被驱逐到高尔基市），却是全国异议人士的榜样（亦是克格勃的眼中钉）。许多人从各地给院士寄信、打电话、呈送手稿、咨询意见，所以萨哈罗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解体后这些文件存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库，记者摘抄整理了其中部分内容，并试着同院士的回忆录进行对比。

1971年12月，五十岁的安德烈·萨哈罗夫飞往基辅。这年他已经是苏联科学界超级巨星（32岁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年轻院士、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但这年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萨哈罗夫1950年代曾参与制造氢弹，后来反对核武器试验，最终成为苏联制度的坚定而审慎的批评者。他撰写揭露苏联侵犯人权的文章和小册子，公开呼吁冷战各方沟通对话，并在法庭内外为政治犯辩护。

此次基辅之行的原因是乌克兰诗人、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利·卢皮诺斯的审判即将开庭。早先他已经因“反苏”罪名被判刑十年，在劳改营健康严重受损。这一回他又因为在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朗诵诗：“我见过，母亲如何饱受凌辱……”而被捕，“母亲”显然是指苏联制度下的乌克兰。

萨哈罗夫前往基辅声援卢皮诺斯并监督审判是否公正，陪他一起来的是同行（核物理学家）兼未婚妻叶莲娜·邦纳，二人相识不久——也是在法庭上遇见的。《回忆录》提到俩人入住宾馆时发生的怪事：“前台安排我们睡在不同楼层，因为我们护照上没写结婚，而苏联的宾馆在道德方面把关把得可紧。尾随我们身后那人，想必是个克格勃分子，试图提出抗议——应该为功勋科学家行个方便。当然，这样也方便他监视我们，只是不能明说罢了。”

12月16日萨哈罗夫和邦纳在宾馆跟当地的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列昂尼德·皮柳什（打电话通报卢皮诺斯案件的人）、伊万·斯韦特利奇内碰面，四人共同前往基辅州法院。“应援团”（更别说是莫斯科名人）现身法庭绝非克格勃所乐见，被告可能因此拒绝认罪，案子也会引来更多关注。法庭上的“正确气氛”通常是由共青团员旁听者提供的，他们将齐声谴责被告。结果法院宣布当天庭审取消。
乌克兰克格勃向共和国党中央汇报：“为了预防卢皮诺斯刑事案件审理期间可能出现的过激行为，以审判长生病为借口延期开庭”。然而萨哈罗夫回忆，他们有人看见“生病的”法官在照常上班。

既然庭审取消，萨哈罗夫和邦纳当天飞回莫斯科，三周后再度赴基辅询问审判何时恢复，这天是二人登记结婚次日。结果事实证明大家都被耍了，不会再有什么审判——12月底法院已经宣布卢皮诺斯是“精神病患者”，押送特种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卢皮诺斯沦为苏联惩罚性精神病学众多受害者之一，所谓“治疗”实乃报复异议者的手段。

事已至此，萨哈罗夫和邦纳借宿基辅著名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家，此人也因持有“非法出版物”和结交“叛徒”被克格勃长期监视。公寓很可能遭窃听，因为克格勃档案记录了萨哈罗夫和涅克拉索夫的对话，院士强调他打算为争取卢皮诺斯获释而斗争。

卢皮诺斯“被治疗”期间医疗委员会多次提出让他出院，屡遭法院拒绝，辗转多个精神病院，直到1983年才重获自由。

卢皮诺斯案审结后不久（1972年1月）列昂尼德·皮柳什和伊万·斯韦特利奇内也被捕，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浪潮开始了！包括诗人瓦西里·斯图斯和编辑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沃尔在内的几十人受到当局“反苏煽动和宣传”的指控。皮柳什经不公开审判押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精神病院（萨哈罗夫称其为最恶劣病院之一，卢皮诺斯也在里头住过）关了几年，强迫他大剂量服用氟哌啶醇，1976年获释后移民法国。斯韦特利奇内在严管劳改营服刑7年、流放5年，1983年返回基辅生活。维克多·涅克拉索夫被屡次逮捕屡次释放，又被作家联盟开除，遂于1974年偕妻飞往苏黎世，后定居巴黎。

但当局不敢把萨哈罗夫关监狱，也不敢让他“被精神病”。起初忌惮他的科学成就和院士头衔，后来世界级声誉和诺贝尔奖更令政府感觉棘手。于是克格勃发起抹黑行动，无休止纠缠、骚扰萨哈罗夫两口子。

1973年萨哈罗夫接受瑞典记者采访，批评苏联体制方方面面。他的话被世界各国媒体引用，而苏联政府的回应是：安排塔斯社发评论进行对外宣传、安排《文学报》刊文《诽谤的提供者》进行对内宣传。同时苏联克格勃领导向各共和国发出指令：给院士“写信”。

组织”热心公民”给团体或个人寄信是当年克格勃的常用伎俩之一。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件属于对外行动，比如白宫陆续收到几千封抗议美国外交政策的苏联来信，写信者很可能是听命于克格勃的工农出身大学生，也不排除是克格勃员工自己所写。理论上此类行动应该能起到点儿针对性作用——动摇收件者士气、散播怀疑种子、游说改弦更张等，但很难讲究竟产生过多大效果，尽管克格勃偶尔会把成绩算在自己头上并向党中央邀功。

关于“写信行动”的档案同样保存至今。乌克兰克格勃报告上级：“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为了对萨哈罗夫形成正面影响，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了一些共和国公民给他的地址寄信，对他在‘采访’中表达的观点表示否定态度”。

《回忆录》提到有时每天竟收到十通这种信件，其中不乏威胁。比如1974年一封打字匿名信恶狠狠地说：
“如果你不停止（你的活动），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跟你想的一样，我们先从扬克列维奇下手——老的小的一窝端。（落款）俄罗斯基督教党中央”。

所谓“老的和小的”是指叶莲娜·邦纳的女婿叶菲姆·扬克列维奇（译注：邦纳跟前夫生的女儿塔季扬娜·伊万诺芙娜嫁叶菲姆）与他儿子马特维（也就是院士老两口的外孙），当时只有15个月大。萨哈罗夫谈论这封匿名信说：“毫无疑问，此等强盗恫吓肯定出自克格勃”。

萨哈罗夫还认为拦截朋友和同志来信、塞入血腥恐怖照片（信封原样未变）也是克格勃特务所为：“圣诞问候信里装着车祸、开颅手术、猴脑插入电极的照片，一两天收到几十通”。

但另一方面，真正声援支持的信件很可能到不了院士信箱。1973年乌克兰克格勃截获两封信，第一封发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亲爱的萨哈罗夫院士，我，亚历山大·希波夫，钦佩您的行为。我国很少有人能够如实说出真相。大多数人要么在被动期待中保持沉默，要么因恐惧噤口不言”。第二封自称克里米亚大学生代表，曰：“我们和大多数克里米亚人与您同在”。
克格勃分子当然会搜寻这两封信的作者。

1975年院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为争取苏联的人权、裁军和促进所有国家之间合作上做出的努力”。这件事大概是对苏联“反萨哈罗夫宣传”的最沉重一击。萨哈罗夫回忆，当他得知获奖消息回家，“走在楼梯间就听见电话铃响——有熟人和陌生人的祝贺，有莫斯科和其他苏联城市的祝贺，还有许多来自国外的祝贺……外国记者也纷纷打来电话”。

在这些致贺电的人之中，乌克兰克格勃专门点名正在被强制治疗的列昂尼德·皮柳什之妻塔季扬娜·日特尼科娃，以及曾来过基辅并跟日特尼科娃保持联系的莫斯科异议人士塔季扬娜·霍多罗维奇。档案显示她俩没拨通院士电话，于是发祝贺电报。

当时的情况正如莫斯科艺术家鲍里斯·阿马兰托夫所言：“萨哈罗夫获奖激发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全苏持不同政见者都被来自奥斯陆的好消息鼓舞，克格勃报告：“……个别敌对分子对萨哈罗夫获奖表达赞同，视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胜利，是他们继续开展反苏活动而不受惩罚的重要动因，纷纷向萨哈罗夫致以声援”。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密友：被克格勃监视的基辅工程师奥列格·拉平说“如今没人敢动萨哈罗夫”，假如禁止他出国领奖，“全世界都要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然而院士终究未获批准出席颁奖典礼，理由是他掌握机密太多。叶莲娜·邦纳代表他去了奥斯陆。

乌克兰政治犯米哈伊尔·戈伦不仅欢迎萨哈罗夫获奖，甚至“散布政治谣言”，说“克尔德什院士辞去苏联科学院院长职务，因为国家要求他开除萨哈罗夫”。关于这个问题，反对派和科学界各种说法满天飞。领导苏联科学院十四年的姆斯季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克尔德什的确拒绝留任，但原因不是萨哈罗夫而是其本人健康不佳。许多书刊都曾提到：虽然克尔德什1973年公开谴责过萨哈罗夫院士，但当政府施压要求开除萨哈罗夫的时候，克尔德什却站出来为他辩护，亲自面见安德罗波夫说好话。
如果读者愿意相信，有个小故事可以分享：据说克尔德什召集少数几位大科学家开会讨论要不要驱逐萨哈罗夫。物理化学家尼古拉·谢苗诺夫指出从无开除科学院院士的先例，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反驳称有先例——希特勒就把爱因斯坦撵出普鲁士科学院。这句话促使克尔德什下定决心保留萨哈罗夫的院士席位。即使这次小规模会议真的发生过，谢苗诺夫和卡皮察的表述也是不准确的（或许他俩故意声援萨哈罗夫亦未可知）：苏联不止一次以“人民公敌”为由驱逐院士，爱因斯坦则是1933年主动放弃普鲁士科学院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成员资格。

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政治犯叶夫根尼·切列德尼琴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把萨哈罗夫变成了“圣徒”，现在全世界都会听他说话。为克格勃效力的语言学家康德拉特·斯托查克估计萨哈罗夫获奖“会促进持不同政见者数量增长，使得对党和代表大会制度冷漠的人数增加，或者隐藏他们的敌对情绪”。

苏联政府应对萨哈罗夫获奖的手段与他们应对其他类似事件一样——操纵新闻界发起宣传。安德烈·萨哈罗夫回忆：“1973年的情况（瑞典记者采访）重演，出现了许多‘揭穿’我活动的文章，对我进行讽刺和嘲笑，还把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说成是敌意的、挑衅性的举动”。

克格勃再次担起寄发“愤怒公民”来信的重任，这次不仅针对萨哈罗夫本人，还瞄准了远在奥斯陆的诺奖委员会。乌克兰克格勃报告：“为了向全世界揭露萨哈罗夫是个狂热反苏分子，以及诺贝尔奖委员会挑衅、仇视苏联行动的本来面目，УССР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应当组织共和国工人代表、知名科学家和文艺界人士向该委员会及苏联科学院（为开除萨哈罗夫事）寄送抗议信，同时通过可能的国外新闻机构公布这些材料”。

至于大多数苏联普通人的态度，克格勃保证：“共和国劳动人民愤怒谴责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敌视我国的行动，认为等于给叛国贼发酬金，乃是对诚实人民的亵渎，目的在于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煽动境外反苏运动、激励境内反苏分子”。报告援引哈尔科夫师范学院高级讲师А.沙拉波夫对某特务讲的话作为“劳动人民谴责敌视行动”的证据：“一个抛弃科学、诋毁祖国、拥护智利法西斯政权暴行的人，不配获奖”。

萨哈罗夫“拥护智利法西斯政权暴行”是对他最常见的指责之一。1973年秋天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政变，患癌症的诗人巴伯罗·聂鲁达被抄家及软禁。萨哈罗夫、诗人亚历山大·加利奇和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向智利军政府发出呼吁，替聂鲁达辩护，文中委婉、克制地表示：“这位伟人的骤然死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你所宣称的智利复兴和团结的时代蒙上阴影”。苏联党媒断章取义，把这句话说成同情智利军政府。

克格勃又引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Я.布卡特尼科夫的言论：“西方反对派给了萨哈罗夫诺贝尔奖，因为他替他们工作反对我们，把各种渣滓、异类、缓和的敌人全都聚集到他旗下，而所有进步人士都在与之作斗争。这个叛徒在桌上吃我们面包，在桌下拉屎”。
基辅工程师В. 列夫琴科觉得萨哈罗夫获奖毫不令人惊讶，他认为这是一种“老旧的反共策略”，目的是保护该院士不受“国家制裁”，并将其与另两位被政府厌恶的获奖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克格勃文件显示似乎连外国人也加入谴责大合唱，尤其在乌克兰留学的非洲和南美洲学生，比如哥斯达黎加人鲁道夫·奥班多·阿库诺就将萨哈罗夫称为“著名极端主义分子”。

总而言之，文件提到的“受访者”们齐声表示太便宜萨哈罗夫了，应该剥夺其公民权、遣送出国（比照索尔仁尼琴的待遇）或逮捕入狱。艺术学家尤里·瓦尔瓦列茨基说：“我不懂我国政府的立场，简直是在‘娇惯’他，虽然大家都清楚他是个敌人，不应该住莫斯科而应该住西伯利亚”。敖德萨工程师Н.图尼茨基感叹：“捷尔任斯基若在，必能让这些人学会怎么尊重我们，令混蛋们个个不敢乱张口”。

1980年1月萨哈罗夫被剥夺全部苏联奖章和头衔（院士除外），流放到外国人禁入的城市高尔基（下诺夫哥罗德）。克格勃及时汇报群众对此事观感，称这是该异议人士接受采访、发表声明的报应，谁让他谴责苏联对阿富汗开战、呼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克格勃报告各界人士“积极讨论”政府的决定，包括在工作场所公开发言。比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电力机车厂电工Б.黎孙说：“剥夺萨哈罗夫全部奖项是对他的最后警告。现在西方的有组织宣传将围绕这件事唾沫星子横飞。然而，应苏联人民多次请求而采取的这一措施将对资产阶级蛊惑人心的阴谋给予必要回击。车间工人们议论、赞成我国政府决定就是铁证。”
切尔诺夫策市少先队员和中学生宫女负责人Л.图列夫斯卡娅也表示，希望把萨哈罗夫“当作罪犯”押送偏远地方，他就听不见海外的“敌对声音”了。
罗夫诺市文化部门检查员В.萨宗京相信，萨哈罗夫早就应该“作为中情局间谍”抓进监狱。他补充说：“无需什么证据。这人给谁打工明摆着呢”。

虽然政府宣称流放萨哈罗夫与莫斯科奥运会无关，但许多反对人士坚信这是奥运会开幕前“清理社会”的重要一步。克格勃报告了乌克兰诗人、政治犯瓦西里·斯图斯的意见（称其为“民族主义分子，服刑后返回基辅市，无业”），说他在同伙圈子里扬言：“政府对萨哈罗夫的行动是暂时性的。奥运会后如果他表现老实，就会被送回去”。几个月后斯图萨本人再次被捕，判处十年劳改，1985年绝食死于劳改营囚室。

被流放高尔基市的萨哈罗夫表现并不“老实”，他和叶莲娜·邦纳在当地居住七年，三次绝食抗议，争取到出国看病的权利。直到改革年间才被允许搬回莫斯科——1986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通知这一消息。64岁的萨哈罗夫在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担任首席研究员，又活了三载，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提出苏联新《宪法》草案。1989年12月14日夜晚心脏骤停逝世，至死未能拿回自己的奖章和荣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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