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的“古姆”总经理腐败窝案

“特维列季诺夫案/古姆案”在苏联时代报道宣传不多,解体后又被其他更恶劣、更臭名昭著的刑事案件所“遮掩”。然而正是八十年代初期对该案及类似案件的侦查,揭穿了苏联社会从上到下糟朽透顶的现实。人们发现原来大受吹捧的苏联贸易行业早已千疮百孔,自从1970年代就成了腐败的“领头羊”。

1983年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尤里· 安德罗波夫上台掌权。作为克格勃前主席,他深知苏联社会贪污腐败之猖獗,决心采取典型“苏式手段”予以铲除: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总检察长牵头实施大规模惩治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克格勃提供行动支持,总检察长完全负责调查。另一方面调动各地检察干部增强力量,这些人都是克格勃精挑细选的。

当时的执法机关,凡有资格参加“安德罗波夫大队”的侦查员和特工必须具备极高职业道德、表现出熟练业务水准。专门委员会对这些候选人的过往经历进行严格审查,哪怕有最轻微“瑕疵”者也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要对付的“苏联黑手党”乃是浸泡在贪腐臭水之中的党和政府机关本身。

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周边地方先后组建这种侦察组,调查特别复杂的大型案件。随着工作开展,一起涉及莫斯科市执委会商业总局、莫斯科“食品店”公司和国营百货商店(“古姆”)负责人的受贿、贪污窝案被揭露出来。

上梁不正

Б.С.特列维季诺夫当了十四年(1969-1983)的首都国营百货商店常任总经理,受过高等教育,有家室,老党员(调查期间开除党籍),各方面评价一贯不错。但这个人定期收取下属“贡品”,比如肉品部经理Ю.А.祝可夫就以贿款“感恩”老板四年来不间断给他们部门提供“高需求商品”,并且否决了旨在抑制商品销售中价格操纵行为的一切措施(提醒读者:苏联国营贸易实行政府定价,下级无权擅改)。

刑侦案卷显示,特列维季诺夫前后共收受祝可夫300卢布贿款30笔、200卢布贿款10笔。这些钱在苏联算得上天文数字。作为参考:同时期高等院校毕业工程师月薪120卢布(足够生活),高级车工月薪200卢布,从事危险岗位者(化工、井下作业等)300卢布。而一个国营商店(虽然是苏联最有名的“门面”商店)的总经理,每个月从众多下属之一手里拿到的贿赂居然超过他固定工资,简直骇人听闻!

此外,美食部经理В.И.雅科夫列夫在1969-1983年间基于同样原因(提供稀缺商品+纵容员工犯罪)共“孝敬”总经理10000卢布,这笔钱1970年代中期可买两辆“拉达”小车加一个车库。

特列维季诺夫任职期间“古姆”鱼类部换了三任经理,而这三个人全向他行过贿。

有意思的是,各部门经理行贿钱数高度一致:每个月100-300卢布不等,取决于油水之多寡。而且这些钱不仅仅是对总经理庇护的感谢,也用来购买他的善意和对他们部门需求的关注。谋求新职位(“副经理”晋升“经理”)要花1000卢布,流动红旗(或流动奖章)、“优秀售货员”称号甚至社会主义竞赛第一名也有相应标价。当引入“模范部门”荣誉称号(400卢布)之后,“古姆”的每个部门都迅速变成“模范”。

贿款送到总经理办公室,用干净白纸包好(半数行贿者提到这个细节:特列维季诺夫不喜欢脏乎乎的纸,也不喜欢包装纸,只收白纸)或装于信封内,要么放办公桌左角,要么放侧边抽屉,要么放衣柜。之后总经理大力握手,说声:“谢谢你!”就完事儿了。如果有人稀里糊涂坏了规矩,纳贡时间超出限度,那么总经理一定亲临其部门“突击检查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拣骨头,直到谁悄悄把纸包或信封塞进他白大褂口袋才离开。

事后查明特列维季诺夫十四年受贿合计58350卢布。与之相比,1970年代航天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地球轨道工作奖金15000卢布——有人说特列维季诺夫短短半年就拿了这么多脏钱,但无法证实。В.В.伊万诺夫是“古姆”的装卸工人,他指出:“这就像个照章运转的系统”。

花样百出

各部门经理给特列维季诺夫上完贡,也要给自己留点儿“生活费”,那么数以万计的款项从何而来?羊毛自然不能出在牛身上。苏联贸易体系中有许许多多“筹措资金”的路子,调查人员发现此类伎俩三十多种,下面简单举几例。

余额贸易:这可是门学问。比如肉馅掺水,比如把特级商品当作1级品销售(理由是品质下降了必须处理掉),也可以把任何商品“调整”为特级品或1级品(甚至2级、3级品)售出。更简单的办法是改秤,少个10-30克谁能察觉?这样一弄,每个班最多能有25-30千克鸡肉和40-50千克畜肉被列入“未核算余额”,卖了私下分钱即可。
莫斯科市果品蔬菜第28号(或第30号)基地按照地区果品蔬菜办公室主任安巴尔楚米扬的指示,定期将数吨水果、蔬菜列入“自然损耗”(干缩、洒漏),随后将这些果蔬运到“古姆”销售。果蔬基地的人拿到好处,“古姆”白赚利润,皆大欢喜。(“安巴尔楚米扬案”另案处理,此人获刑15年,再高就得枪毙了)

倒卖:这一招太古老了。稀缺的高级食品分批加价卖给“外边”,有时是朋友和亲戚,有时是列车员。比如在莫斯科-敖德萨班列上贩卖稀罕的红鱼子酱和黑鱼子酱罐头,列车员肯定要再加价。而“古姆”自己是没办法占领这块市场的。
平日负责监督国营商店的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ОБХСС,隶属内务部)按照地区分工,而火车跨州甚至跨共和国开行,他们几乎无法跟踪车厢内发生的事情。不检查列车员的话,怎样去揭露并证实声名狼藉的“投机犯罪”?所以客运列车一定程度缓解了普通苏联公民买不到东西的困扰,您过节请客需要鱼子酱吗?找列车员买吧——很贵而已。

缺斤短两:同样是老把戏。刑事案卷显示“古姆”的部门经理强迫店员偷窃、少称分量或故意少算钱,损害顾客利益,付给他们食物充当封口费。比如允许肉品部全体员工下班时每人免费拿走1.5-2千克肉,甚至保洁人员每班也有10-15卢布“假装看不见钱”(当年在餐馆吃顿好饭也就花这么多:包括头道菜、二道菜、沙拉和饮料)。给肉品部装卸工的好处是免费午餐,每人1.5-2卢布现金,四个人一瓶伏特加,再发1千克不好买的熏香肠当下酒菜。

其他部门情况大致如此。反正一番操作下来众人都开心,小圈子越来越密切,前路一片光明。

但人们不禁要问:此等犯罪行为是如何免受惩罚长达十四年的?就发生在祖国首都莫斯科的中心,距离克里姆林宫三分钟脚程的地方!不能不说这一事实完美解释了什么叫“发达社会主义”,什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天的共产党员提起来可自豪了。

蛇鼠一窝

Б.С.特列维季诺夫收受贿赂,纵容下属犯罪,有组织侵吞国家财产,查明涉案金额不少于353710卢布,这笔钱对于当年的国营商店来说堪称巨款。但特列维季诺夫绝非只进不出,他要把各种商品分给手下,发放社会主义竞赛的奖金和奖品,更重要的是:邀买上级支持和庇护。

早在被任命为“古姆”总经理之前,特列维季诺夫就已经和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商业总局主任Н.П.特列古博夫交了朋友。1968年他俩建立起相当密切的关系,特列维季诺夫向主任赠送一组价值超过100卢布的普通食品:拿去他家,慷慨地拒绝收钱。

特列维季诺夫如此恭顺,特列古博夫自然对他青睐有加,因为找的就是这号人。六个月后主任派他管理给党和政府高官输送“特供”并保障外国大使馆需求的首都著名商店。特列维季诺夫感恩戴德,定期把昂贵的伏特加酒套装送往主任家,最后一次的酒箱内藏着13把银勺子和一套越南产咖啡过滤器(调查时作为证据没收)。

一年过去,特列维季诺夫评估自己职位的丰厚油水,决定进一步增强与特列古博夫的友好关系。这次直接行贿1000卢布现款,用他最喜欢的白纸包好。但特列古博夫竟然拒收!意思是这点儿钱还不够打发要饭的。特列维季诺夫赶紧改正错误,几天后给主任办公室送去8000卢布(相当于一辆“伏尔加”小车),蒙笑纳。

特列维季诺夫受审期间曾羞愧反思:“现金行贿终究不好看……”。1971年为了彻底稳住靠山他送过一块金表和一只手镯,当年价值760卢布。1977年他和靠山去南联邦首都贝尔格莱德出公差,靠山见他穿件新毛衣,张口就说:“给我吧!”特列维季诺夫立即回答:“归您了!”

所谓人身依附正是此等嘴脸。

精明的“古姆”总经理心里很清楚,光跟商业总局领导本人搞好关系还不够,必须把领导身边的喽啰们挨个打点好,否则琐碎的不满、争吵和猜忌必不能免,最终影响自己实际利益。1969-1982年间他在办公室多次向包括商业总局副局长А.А.彼得里科夫(查明5700卢布)、商业总局贸易组织处Г.М.霍赫罗夫(至少600卢布)、“食品店”公司经理И.Д.科罗夫金(至少8500卢布)等几十人行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钱能令人愉悦亦能使人难堪。特列维季诺夫和部下拉里奥诺夫从1964年合作共事,相处的还算可以,直到走上被告席为止。
为了索贿,特列维季诺夫先让拉里奥诺夫当上鱼类部副经理,这个部门的油水毫不逊于“盗窃标兵”肉品部。鱼类部很快成为社会主义竞赛冠军,拉里奥诺夫顺理成章提拔经理。他意识到在进贡这件事情上其实不必经由“二道贩子”转手的,于是开始绕过特列维季诺夫直接给彼得里科夫、叶列梅耶夫等人送钱。效果立竿见影:他摇身变作莫斯科“食品店”公司经理。特列维季诺夫反而成了下属,内心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虽然如此,总不能撕破脸皮,关系该维持还得维持,特列维季诺夫只好定期送信封和纸包到那位曾经被他斥责“玩忽职守”的人的办公室。

东窗事发

苏联检察院派出整组审计人员花费近一年时间理清这个错综复杂的案子。压力大把握也大,专案组将核心被告特列维季诺夫关进苏联克格勃自己的审前看守所,确保外界任何人接触不到他。莫斯科商业部门在政府高层的“保护伞”开始给专案组负责人打电话,但无论来自何方的干预企图都被克格勃最高领导顶住,苏共中央层面则是尤里·安德罗波夫本人在撑腰。调查本案的人员及“安德罗波夫大队”其他成员集体住在莫斯科市内专门包下的一家宾馆,克格勃派员驻守,公务出差有警卫随行,既防止他们私下跟外界接触泄露案情,又保护他们免遭“黑手”

与此同时,被审讯的人渐渐坐不住了,找借口百般抵赖,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狗咬狗一嘴毛,咬着咬着就暴露出该案不仅牵涉“古姆”、莫斯科市“食品店”公司和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部分贿款竟然进了莫斯科市党委领导甚至某些中央领导的口袋……

勾连牵扯另外多起“安德罗波夫案”的“特列维季诺夫案”虽然遭遇重重困难,1984年终于侦查终结。全部被告都被法院判处长期监禁,Б.С.特列维季诺夫本人除外——死刑。多数被盗公款(412000卢布之265972卢布)和贵重物品返还国库,抄没莫斯科地区多卧室合作公寓若干、“伏尔加”小车、别墅、黄金、银行存款等若干。

但“社会主义法制”并未从此发扬光大。安德罗波夫病重不治,苏共中央新领导层悄悄解散他组建的调查队伍。本应获得进一步支持的侦查员和特工们被“扔”到边远地区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了苏联和苏共的腐败深入骨髓,掌握了最高层贪墨人员的姓名,许多证据已经被采集固定,一些人已经被审过。安德罗波夫骤然病逝,蛀虫们终于可以松口气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