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然闲居

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后，为了向人民提供食品和工业消费品，迅速推行“票证供应制度”。这套制度事实上断断续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消亡。早在1918年春季的彼得堡，每证发放的每日定量面包甚至低于后来著名的“大封锁”125克。苏联政府战后大力宣扬125克，借此控诉战争之残酷，却“忘记”告诉人民1918年4月彼得堡工人每天所得口粮比这更少，甚至有停发的情况。同时期莫斯科工人平均每天100克面包，读者回忆一下彼得堡和莫斯科遭德军猛攻时的困境，不难想象这两座大城市1918年是个什么样子。

1918年12月颁发的票证大致分四类，第一类：从事重体力劳动者，第二类：从事轻体力劳动者，第三类：从事一切脑力劳动者，第四类：不参加劳动者。但由于粮食紧缺，票面规定的微薄食品不一定能够领到手。彼得堡“高温车间”工人的标准是每天半俄磅（227克）面包、每月一俄磅糖、半俄磅油脂和四俄磅鲱鱼。受扶养的人、知识分子和各种“失势落魄者”领取供应时排在最后，而且往往什么也得不到。实际票证供应制度十分细致复杂，那时候彼得堡至少发行了33种有效期一个月的票证。

1919年3月又实行所谓“保留劳动定量配给”：特别重要企业（军工）的工人可以得到固定数量的面包，超额完成计划者发给实物奖金——也就是额外最高100%的个人口粮。1920年11月6日企业和机关工人、文员被统一划为一个群体，面包供应提高到每天400克，但出差到外地的话就未必是这个数了。举例来说，某人1920年秋季出差去叶卡捷琳堡，每天可得1俄磅面包（453克），去下塔吉尔：1.5俄磅，去上图拉：2俄磅，去库什瓦：四分之一俄磅。1921年2月《劳动报》刊文指出：“在今天的生活中，定量配给几乎是排在第一位的。越来越多人因为口粮原因选择去这个或那个单位上班，去这个或那个工厂劳动。几乎每个人在求职之前总要问问自己：他们给你什么?”

随着列宁颁布新经济政策，票证供应制被暂时地、局部地停止。斯大林1929年彻底取缔私营企业，该制度再次广泛施行。

有意思的是，面包票制度始于粮食丰产的乌克兰大地，那里土地肥沃，就像老话说的：喂养半个世界。1929年3月该制度推广到莫斯科，面包之外的其他稀缺副食品如糖、肉、油、茶等也被囊括进来。莫斯科、列宁格勒工人及从事生产的文员每人每天900克，家属和其余人等500克。国内其他城市的定量总体低于此数，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决心，比如梁赞二月份特别规定工人每天650克黑面包加150克白面包、家属500克，单位文员200黑面包加300克白面包。其余人等如果参加了中央工人合作社(ЦРК)——每天500克，没参加者没份。工人群体每月供应肉类4.4千克、谷物3千克、面粉1千克、鱼类2.5千克、牛油400克、植物油600克、糖1.5千克、鸡蛋10个。茶叶供应量是每年300克。

1931年中期工业消费品凭票供应，1932-1933年甚至土豆也要用票购买。苏联历史上最惨重的大饥荒恰在这段时期，个别地方出现人吃人现象。

苏联人唯一不用票敞开买的东西是伏特加。1930年代初打击酗酒的运动渐渐偃旗息鼓，酒类商店数量急剧增长——1933年头六个月列宁格勒市酒类商店从444家增至625家（1926年全市仅200家）。1930年9月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表示：“在我看来，应当尽可能提高伏特加产量。有必要抛弃虚伪的惭愧，直接、公开地最大限度增加伏特加产量，以保障真实的、严肃的国防”。

相比平民百姓凭证领取微薄食品，“红色贵族”们的餐饮水平好太多了。当时莫斯科吃食堂的高级干部74300名，吃特供的45000名，列宁格勒分别是12370名、10500名。高级干部坐火车出差，公务车厢饮食免费；逢着开大会，出席者一律尽情吃喝。例如1932年大饥荒时期，参加联共（布）中央九月全会各级干部消耗的食品在种类和价值方面着实令人瞠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为500名与会者供应93种食品，满足18天会期所需，包括：4吨肉，6.9吨香肠、公鸡、榛鸡、火鸡、鹅及各类火腿，鱼4吨（鲑鱼、鲟鱼、梭鲈鱼等），黑鱼子酱300千克，瑞士奶酪600千克，1.5吨黄油、无水黄油和含盐黄油，鸡蛋15000个，以及谷物、水果、蔬菜、浆果、蘑菇、乳制品、茶叶、咖啡、可可饮料、巧克力糖、烟卷、烟斗等……

官办分销商、工人合作社、工人供应部门开具的所谓“栅栏公文”和票据取代了自由贸易，盗窃行为变得司空见惯。1932年春天供应人民委员米高扬承认：“人人都在偷东西，直到共产党员。党员做贼比旁人更容易，他揣着党证，一般怀疑不到他”。据米高扬说，对莫斯科市内国营食品店全面检查发现每天12车皮物资被盗。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也提到这种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在分发购买食物和商品的票证时，有许多欺诈行为。因为总是这样，既然搞票证，就说明短缺，短缺就促使人，尤其是不坚定的人不按规矩办事。在这种情况下浑水摸鱼的人很多。卡冈诺维奇对我说：‘您准备一下，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个报告，讲讲莫斯科整顿票证制度的斗争。凡是以不合法手段、以浑水摸鱼的办法搞到票证的人，他们手中的票证要统统没收。’票证五花八门，一种发给上班的人，一种发给不上班的人。发给上班的人的票证也各不一样，这也是促使人们去玩弄花招甚至滥用权力的动力之一。当时我们会同所有的机关，包括工会、民警和肃反工作者在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节省了或者没收了数十万张票证，没收无权享受者手中的票证。因为当时正在为了粮食、为了食品、为了完成五年计划进行激烈斗争。要首先向那些亲自促进五年计划完成的人提供食物。”

之后赫鲁晓夫进宫当着斯大林的面作报告，讲“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斯大林插话说：“别夸口，别夸口，赫鲁晓夫同志。浑水摸鱼的人还多着呢，多得很，您还以为全都抓光了”。（译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全苏联废除票证供应制，12月做出决议从1935年1月1日起停用面包票证（第二天面包和面粉价格翻了一倍），1935年9月决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停用肉、糖、油和土豆票证。然而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供应依然困难。这段时期访苏的外国人表示很佩服苏联人民从最平凡事物中寻找发现快乐的能力：“他们排几个小时的队；面包、蔬菜和水果你大概觉得不好，但没别的可挑；布料和衣服你或许认为丑死了，但没别的可买。由于没有任何可供横向比较的东西——除了万恶的旧社会——你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拿给你的”。

说起莫斯科排队，那真是老生常谈。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大批外地顾客涌入莫斯科购物，到1939年春季简直像遭了灾。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称：“4月13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每个大百货公司门外总有成千上万人排队，关门也不散，熬一宿静候次日开门。商品几个小时全部售罄，但人们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外地人或投奔朋友家借住，或到火车站、门洞蜷缩，在首都度过整个假日。

当局试图采取措施扭转抢购局面，手段自然是镇压为主。警察出面将违反护照制度的“外省人”拖出队伍，带往火车站，那里有送他们回老家的专列。对超额购买商品的人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政治家甚至一度打算彻底取缔排队，1940年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又扩大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按照最新规定，现在只允许顾客在商店营业时段进行店内排队，不准排出门还拐几个弯儿。内务人民委员部定期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多少人违反排队规定，抓住多少处分多少。但苏联人民毫不退缩，他们很能适应任何新情况。顾客躲在“热门商店”附近的门洞、公园，聚集在有轨电车站观望，随时准备冲向垂涎已久的稀缺货。限购条例也执行不下去，为了避免警察没收自己超额购买的面包，人们一拿到面包立刻掰碎、捏碎，跟刚买的谷物混合搅拌。

一位斯大林格勒居民投书报社诉说1940年粮食供应情况，曰：
“亲爱的同志们好！我要告诉你们最近几个月斯大林格勒出现的困难局面。我们现在没时间睡觉。凌晨2点出门排队买面包，5、6点钟店门外已排了600、700-1000人。傍晚下班的时候面包都卖完了，天黑后根本不营业。斯大林格勒市中心有个粮食市场，但小贩们7点收摊，而且未必有面包卖。开门开到凌晨3、4点钟的值班商店，我们这儿是没有的。那么请问，一个劳动者什么时候能够买到面包，尤其年轻母亲，怎样才能不叫孩子饿着肚子哭一天？大家不得不饥肠辘辘去工作，充其量在车间食堂吃些小点心垫垫，即便这儿的午餐也不一定供应面包。您打听打听，如今工人们在食堂吃的什么玩意儿，把过去喂猪的端给我们了。燕麦粥不搁油，大麦米泛着青蓝色，碎麦粥也不见油星…… 每天挣7-10卢布，维持生活需要20-25卢布。处处买东西花高价，怎么从没见人来给我们涨工资啊。我们进商店买不着油。就像在（以前）波兰似的，互相借别人的脏肥皂沫洗衣服，更没东西给孩子洗澡。虱子浑身爬，癞子满大街。自从去年五一至今，我们没见过白糖、没见过稻米、没见过面粉，什么都没有…… 对人来说饥饿最可怕，这种深刻的恐惧使人心神不宁，失去理性，继而产生极大不满。无论在家、在单位、在任何地方，人们议论的都是同样话题：关于排队、关于短缺。谈到最后无非一声长叹，发发牢骚。而那些收入150-200卢布的家庭，五口人吃饭，真真切切是忍饥挨饿呀——都浮肿了。革命胜利22年，好日子来了，欢呼吧！务必赶在（人民）爆发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落款：维拉·伊格纳季耶娃，联共（布）党员。

随着伟大卫国战争到来，新一轮全面短缺席卷苏联。1941年7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再次发放食品票和某些工业消费品票（有意思的是，每份票证收取工本费10戈比），至1942年11月全国58个大城市实施票证供应。战时食品配给限额（面包）是：工人每天800克、文员500克、受人扶养者400克、儿童400克。糖（每个月）工人500克、文员300克、受人扶养者200克、儿童300克。但实际可能打折扣甚至断供。苏联政府根据《租借法案》订购了糖、肉罐头、黄油、蛋粉等重要物资，而布尔什维克心心念念图谋消灭的“世界资产阶级”：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从1941年6月22日开始向苏联发货，至1945年9月合计提供4915818净吨，总热量约67502474.4百万卡路里。如果按照每个现役军人每天摄入4000千卡计算，不难算出盟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红军提供的食物足够1000万人部队食用1688天。

由于全国主要产粮区被德军占领，苏联战时粮食产量甚至低于1932-1933年饥荒时期。不难理解饥饿导致的苏联人口损失更甚于兵燹。

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票证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1947年12月，那时苏联发生最后一次饥荒，许多人遇难。巴什基尔人扎伊图娜·库斯亚波娃回忆：“我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家里有面包吃的时候，每人50克，如同过节。我不舍得吃，毕竟太少，就藏在地毯下面。结果被妹妹找到吃了。我不生气也没哭，因为我觉得她更需要吃那块面包。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怎么就不觉得饿。我小时候唯一一次因为食物哭泣是囫囵吞了一块硬糖，好伤心啊，还没咂砸什么味儿呢。妈妈安慰说：糖已经下肚啦，可这话并没让我感觉好受些。15岁我第一次吃到碎麦米做的粥，至今不忘那美妙滋味…… 1947年春天我们下地捡拾烂土豆，只准在自留地寻找，踏入集体农庄田地会被立即逮捕。有一年秋天收割之后我们下田搜索，被赶走了，捡到的吃的也被没收。第一场雪后我们再次下田，拾起麦穗用衣襟兜着，可照样没留住，被农艺师拿走了。手脚冻得通红，我只穿了一件衣服。我们当时只是五六岁的小孩，被鞭打、驱赶，就为了捡几个麦穗……”

1953年7月苏共中央开全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言一针见血：
赫鲁晓夫：“忍不下去了。奶没有、黄油没有…… 我们的牛比战前减少350万头，牛少了意味着肉少、黄油少、皮子少……”
卡冈诺维奇：“……我之前在乌拉尔……食物问题当然也严重：肉很稀少，香肠不够……”
米高扬：“去年春天已经遭遇肉类供应危机了，说白了就是肉和动物油严重短缺。情况报给斯大林同志，他问：为什么短缺？我答：因为畜牧业不好，储备很差，但需求在增加…… 去年发生的我们都看到了，没肉吃，也许能给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和其他地方挤出点儿来…… 今年我们积攒肉类库存，加紧收购，年初的储备几乎是去年的两倍…… 但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保证上市，顿巴斯和乌拉尔马马虎虎，其他地方间断性供应……”

1955年苏联医学科学院营养研究所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打报告说：“……苏联人民饮食中的动物产品比例严重不足…… 牛奶和奶制品、肉类、鱼类和蛋类的实际消费量显著低于科学标准，导致通过饮食摄取的动物蛋白、脂肪和维生素A大大不足…… 蛋白质及维生素A、C的缺乏降低了人体免疫力，威胁少年儿童正常发育…… 俄罗斯联邦全部地区的动物产品消费都显著不足……”

1980年代中期由于基本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短缺，政府“应劳动人民要求”又一次发行票证，但某些地区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局部恢复了肉、黄油和糖的供应票。1983年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内的一些城市开始使用特定类型食品（如香肠）供应票，到1989年大部分城市和乡村广泛使用各种类型票证。凭票购买的食品有：伏特加和葡萄酒、茶叶和糖、面粉和肉制品等，蛋黄酱、糖果也在其中。工业消费品则包含肥皂、洗衣粉、火柴、烟草、套鞋（塔什干，1991）和女式内衣（叶列茨，1991）等。票证名称五花八门，从直截了当的“面包票”、“土豆票”，到拐弯抹角的“购货订单”（伊尔比特，1992）、“采办请帖”（伊尔库茨克，1985）、“新婚本子”（塔什干）、“顾客名片”（莫斯科，1991）、“限额卡”（下诺夫哥罗德，1991），甚至“酒精是您健康的敌人”（库尔干伏特加票，1991）！一些不喝酒的人也会买几瓶伏特加存着以备客人来访或叫水管工登门维修，还可以过几个月加价售出。

苏联解体之后，票证供应制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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