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然闲居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Реввоенсовет)制定的1933-1938年工农红军发展计划要求国内无线电工业“进一步发展通信设备，为包括步兵连、骑兵连、炮兵、飞机、坦克在内的各军兵种提供无线电台”。但遗憾的是，该计划并未如期实现。

苏联无线电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飞机、坦克的制造速度。截至1939年1月1日红军拥有21000辆坦克、7700架飞机，战争爆发时已扩充到25700辆、18700架，而各型无线电台仅37400部。考虑到不仅坦克、飞机安装无线电，步兵、骑兵和炮兵也有需求，显然是不够的。为了履行上级计划，就必须新建工厂并为无线电工业提供现代化生产设备。然而实际仅在弗里亚季诺建设了一座工厂（译注：“电子管”厂），其车间使用购自美国RCA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进口设备，这些进口设备的另一部分则安装在列宁格勒“斯维特兰纳”厂。但他们的产品无法足额供应军队。

于是苏联跟一些国家签订采购急需无线电设备的合同，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例如1940年2月11日苏德之间的一份经济协议约定：1941年5月之前德国应向苏联销售价值46.2万帝国马克的各类无线电设备，占苏联无线电进口总额之54%。然而即使“海外购”也难以令红军摆脱“无线电饥荒”。以莫斯科军区为例，1940年1月1日统计583架飞机仅43架装有无线电台，坦克连只有连长的指挥车配备无线电台。到战争爆发之日，无线电只能保障总参谋部30%的通信，守边境的西部特别军区27%，基辅特别军区30%。

多年之后我们阅读档案得知这些数据。但在当时——1939年3月，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出席联共（布）十八大，报告部队通信情况时却说：
“由于大批量装备现代化通信设备，通信兵规模扩大了37%。开始采用工作范围更大的无线电台…… 通信部队机动性增强，现在几乎完全摩托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红军通信情况的自满情绪仅限军队高层，一些基层指挥员已经意识到无线电通信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在各部队更广泛配备无线电台的重要性。

1940年4月苏芬战争结束，联共（布）中央召集高级指挥员开会，有人敲响了第一声“警钟”。芬兰前线战绩最好的师之一：步兵70师师长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起身讲话，直言部队指挥中潜藏的缺陷：
“所有命令都是通过电话公开传达的。军司令库罗奇金给我打电话问：快说，您的指挥部在哪？我只好请求以书面形式报告而非电话里明讲……”

斯大林当即提问：、
— 为什么不用电台？
基尔波诺斯答：
— 如果部队移动到无线电范围之外，连接就会中断。
列席者有人插话：
— 我就不信任电台。

基尔波诺斯继续说：
“我必须报告关于通信的情况，人民委员同志，我们师有线通信良好，无线电台很差。他们反映，首先，不爱用，其次，我们对这方面掌握不足。是的，不喜欢用的原因是对无线电台不了解，我们应该学习”。

一个月后，1940年5月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向谢苗·铁木辛哥元帅移交工作期间，听取了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制定出一份关于现阶段红军情况的决议。关于通信组织方面文件指出：
“9.通信部队现在装备了许多过时的电话/电报设备和无线电台。新型无线电的推广工作极其缓慢、规模不够。部队几乎所有类型的通信设备都缺乏保障。
通信部队的一大问题是缺少高效的、保密的设备。
落后的通信设备和混乱的通信组织，导致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行动期间，以及同白芬兰军作战期间部队缺少稳定的、不间断的通信”。

这之后又过了八个月，部队通信情况未见实质性改观，而欧洲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这就要求领导层采取更多措施增强部队实力、巩固苏联安全，尤其要解决在苏芬战争中暴露出来的红军训练和战斗力方面的严重不足。

1940年12月底莫斯科召开红军最高级指挥员及政工干部会议，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首长、各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员、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成员，以及一些军长、师长共270余人出席。按照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指示，会上准备了28份关于军事理论和实践中最迫切问题的报告。
尼古拉·加皮奇少将是唯一出席的通信部队代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的报告被认为不紧要，所以就等着有人顺便指出红军现存的通信问题。但这个时候人们对通信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仍未充分了解，加皮奇本人也还没完全明白作战行动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武器火力。虽然从理论上讲火力几乎可以被无限放大，可它并不是战斗力的决定因素。如果不能运用高质量的通信来指挥、调动部队，就谈不上军事组织的有效性。

卫国战争前很多年红军一直依赖有线通信，无线电台扮演次要角色。然而在全面战争条件下，战场上兵员、火炮、坦克和车辆严重饱和，再想建立有线通信是非常困难的。相当一部分线路必须埋于地下，避免被敌军炮击和空袭切断。

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在会上表示：
“由于技术装备的大量应用，管理部队变得更加复杂，但无线电通信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又使各级指挥员有充分机会对手中部队进行持续、果断地指挥”。
总参谋部情报部（格鲁乌）部长菲利普·格利科夫中将说得更明确：
“关于指挥手段我想强调，参考西方国家尤其德国的经验，我军必须果断转到普遍无线电化的路子上。我们应该把无线电而非有线通信作为发展通信的重点，要为部队配备便携式无线电台”。
会开到最后，甚至未列在出席名单上的航空兵少将、红军空军副总监察长季莫菲·赫柳金也起立发言说：
“地面指挥部和航空兵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意义重大。无论空中指挥员还是地面指挥员都应当拥有。通信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没实现。现代化通信必然是、也的确是无线电。这是最主要的”。

此时距离伟大卫国战争还有半年，国内无线电生产企业为数不多，其中仅5家是大工厂。这么短的时间够做什么呢？

战争终于爆发了。一些敌军飞机搭载特种设备和炸弹专门破坏苏联通信设施与线路，像蝙蝠一样在电话/电报主干线上空盘旋。个别敌机炸完不走，继续滞空监视，阻止地面恢复重建工作，甚至追击落单的通信兵。电报/电话通信频繁中断，给部队指挥造成极大困难。

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曾这样描述战争第一天：
“很快值班人员报告通信中断。无论莫斯科、基辅还是卢茨克都无应答…… 到了十点钟我们终于短暂接通卢茨克，军总部一名工作人员着急地说通信频繁中断，他不知道前线情况。几乎同一时间传来基辅被德军轰炸的消息。随即线路再次被破坏。无法联系军区司令部，6月22日一整天没有他们的命令…… 我们只好自己搜集各种信息…… 但这也付出了高昂代价：许多参谋军官执行任务时牺牲”。
2002年再版的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军人的天职》恢复了以前被删节的部分，描述德军怎样破坏苏联通信线路：
“他们（敌人）使用小型航空炸弹，这种炸弹外壳带杆子用来破坏电话线，杆子接触电线瞬间就爆炸。这种小炸弹从飞机上成批投放。另外，还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破坏分子破坏通信线路，说不定在战前就开始动手了”。

1961出版的伊万·费久宁斯基将军回忆录《在警报中醒来》写道：
“敌人的飞机和破坏小队打掉了通信节点和线路。总部没有足够的无线电台，我们也不习惯使用它们…… 传达命令的人要么迟到、要么干脆来不了…… 跟友邻部队总是缺乏联络，而且往往没人愿意去建立联络。敌人利用这一点，渗透到后方打我们的指挥部……”。

苏联西部是德军主攻方向，情势特别艰苦。红军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3、第4、第10和第13）共44个师、1个空降团和21个航空团，在第一时间被切断了前指与后方司令部的联系，花费好久才恢复，第3集团军一度完全失联。6月22日中午第3集团军司令员报告说仅有的三部无线电台两部已遭毁坏，第三部故障。西部方面军总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在明斯克请求莫斯科支援三部无线电台，后者答应派飞机，但始终没送到。所以不能跟部队保持畅通联络，指挥员不知道他们在哪、战况如何。

由于这些破坏，前沿空军指挥部跟航空师司令部，以及后者跟团部之间的有线通信于6月21日23点被切断，每个机场只能各自为战。

但对通信产生负面影响的不仅是线路和无线电台的缺乏或被毁。在战争最初阶段极其艰苦、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许多指挥员并不总是知道怎样运用手中无线电设备调兵遣将。许多部队和单位出现了后来臭名昭著的“无线电恐惧病”，误以为敌军准确炮击、轰炸指挥部的原因是无线电台在这里工作。所以这些部队的电台要么不开机，要么被安置在距离指挥部很远的地方。

时任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将军后来回忆：
“薄弱环节之一是跟前线、尤其西部前线的通信，非常不稳定。由于通信频繁中断，我们并不总能掌握全部必要的细节。前线司令部也抱怨与各部队之间的联络不畅通。所以，即使我们建立了联系，也无从得知关于部队状态的足够情况。”

红军在战前缺乏或者说低估了无线电的作用，结果付出惨重代价，这也是苏联在战争初期遭受挫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架设的线路因空袭或破坏活动被毁、军用无线电台只在固定位置工作，以及对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运用无线电通信的方法缺少研究，共同导致了开战之初指挥部跟部队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

红军指挥层对这个问题迅速做出反应。1941年7月23日国防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改进红军通信工作》的特别命令，指出：
“指挥部队不力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信组织工作不合格，主要是忽视了无线电通信这一最可靠的通信方式”。命令要求“各部队、各单位指挥员和政委要负起个人责任，迅速保证充分运用无线电设备指挥部队……”。

下达命令的同时开始寻找责任人，而且找到了。

1941年7月22苏联最高法院宣判：原西部方面军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弗拉基米尔·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通信兵少将安德烈·格里戈利耶夫和原第4集团军军长亚历山大·科罗布科夫少将“表现怯懦、失职，未经许可放弃阵地，导致部队崩溃”等罪行，判处他们死刑。本文不探讨这种严厉判决公正与否——1956、1957年四人先后平反，只看前线通信主官被指控的内容。

1941年7月28日国防人民委员部№0250号命令称：
“……原西部方面军通信部长А.Т.格里戈利耶夫有能力在方面军司令部与作战部队和兵团之间建立畅通联络，却表现出惊慌失措和构成犯罪的无所作为，未能运用无线电通信手段，造成从战争第一天开始对部队的指挥就中断了”。

由此可见，当时最高领导层对于军事通信技术装备，尤其无线电通信的实际情况仍然知之甚少。

上述宣判同一天（7月22日）莫斯科举行由集团军级军法官瓦西里·乌尔里希主持的军事委员会闭门审判会议，红军通信部长尼古拉·加皮奇少将被解除职务。8月8日逮捕。此人担任该职务仅一年，这么短时间不可能解决通信组织工作积累多年的、对各部队、兵团及其指挥部战斗准备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全部问题和缺陷。

卫国战争头几个星期，各方面对通信工作怨声载道。尼古拉·加皮奇被认定是造成此种灾难性局面的罪魁祸首。起诉书指控他：
“于1940年8月-1941年8月担任红军通信部部长期间，犯罪性地领导部门工作，没有为军队提供必要数量的通信设备，给指挥部队造成了困难。他领导的通信部在同德国开战的第一个月未能满足前线需要，未能与前线建立畅通联络”。

加皮奇案调查持续了11年之久。除了所谓“犯罪性领导部门工作”外，还指控他参加“军事法西斯集团”，内战期间“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等。1952年军事委员会判处他十年劳改，剥夺军衔，发配伊尔库茨克州伐木。1953年7月获得平反，恢复军籍、军衔。

总而言之，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几个小时之内，敌人摧毁了大量民用、军用通信节点及线路，使得指挥部队极为困难。通信中断意味着团与师、师与集团军、集团军与总参谋部之间无法沟通，个别部队和兵团在混乱迷茫中行动，导致人员和装备不合理的高损失。

但是，不仅指挥员获取信息、调遣部队要求良好通信，地面、空中和海上的战斗同样需要。毕竟陆战可以拉电话线，可以派通信员跑腿递送文件，坦克、飞机、军舰呢？总不能在它们之间架线、派人吧，所以需要无线电台。

按照通信兵元帅伊万·佩列瑟普金的说法，战争开始时工业部门为军队提供了约35种无线电设备（其他资料称约20种）。但其中大多数由于工作不可靠或别的缺点（功率小、尺寸大、沉重），不受军队欢迎。

各兵种通用的5-АК型车载无线电台，电报模式下的工作半径是静止时50千米、移动时30千米，电话模式下15-25千米。战前列装部队的还有РБ、РРУ等型号无线电台。最常见的坦克用71-TK无线电台1933年开始使用，电报模式静止时50千米，移动时30千米，电话模式15千米。1941年开始有了9-Р（静止25千米，移动18千米）、10-Р、РСНК坦克电台。有线通信则使用УНА-Ф-31、УНА-И-31电话机。1941年7月，也就是列宁格勒被围前一个多月，科济茨基无线电厂制造了少量更先进的“北方”型坦克电台，之后该厂疏散到东部大后方，1941年12月开始恢复生产。

通信手段落后是机械化兵团的主要弱点之一。同1939年的模范军团一样，71-ТК坦克电台和5-АК车载电台一直是主力。这些设备过去就不足以指挥坦克兵团，更别提坦克数量几乎翻倍的新式兵团了。举例来说，第14机械化兵团拥有534辆坦克，6月23日发起反攻的时候竟只靠一台5-АК传达命令，有线通信为零，战斗两天损失惨重。

Ю.И.穆欣、С.С.巴察诺夫合著《战争与我们》也提到这种尴尬状况：比如一场战斗开始前，坦克连连长上半身探出舱口挥舞小旗发信号，意思是“跟我行动”。如果攻击受挫，坦克停止，连长必须再次探出身体，冒着被敌人瞄准的风险再次挥舞小旗下达命令。

除无线电设备欠缺外，另一个问题是部分指挥型坦克的天线安装在炮塔外围，样子像扶手，一看就知其用途。这在卫国战争前的局部冲突中已经造成指挥坦克损失率高于普通坦克，德军自然懂得优先射击它们。德国坦克早先也装过这种“扶手型”天线，发现损失增加后改为不那么显眼的鞭状天线。

再来看航空兵。1940年几个代表团访问德国，参观了军工厂，签署了进口武器样品的协议。代表团之一获准进入航空厂，他们下单购买德国军用飞机样品，运回苏联的空军科研所试飞，供航空专家研究熟悉其性能。对这些样品（Bf-109E、Bf-110、Ju-88、Do-215）测试后发现，德国军机如果不安装无线电台、无线电罗盘、盲降系统等先进设备的话就无法保证其作战效能。参与测试的工程师鲍里斯·切尔托克后来回忆：
“全部飞机都配备有武器、最新式飞行导航设备，以及超短波/短波无线电台…… 开启机载无线电台后，我们对飞机之间的通信可靠性深信不疑。而我国飞机在服役期间，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实现互相之间或同地面的无线电对话”。

于是军队开始强制要求在飞机上安装无线电设备，但这项任务难以完成，因为战争前夕国内无线电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最新型战机，例如米格-3、雅克-1、拉格-3或者根本没安装无线电，或者即使小部分安装了（出厂时平均15架安装1架），却由于发动机点火系统等各种来源的频繁干扰造成飞行员实际无法使用无线电。尽管明文规定“从1941年1月开始量产的每架雅克-1都必须配备РСИ-4无线电台”，但仍有约1000架该型号飞机下线时未安装任何无线电台。那些准备安装在飞机上的电台技术规格落后，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自己也承认：
“工厂制造的无线电台很重（51千克），品质很差，运行时不可靠，不能提供堪用的无线电收发性能”。

由于缺乏机组之间以及同地面的通信手段，大大削弱了机群机动、航向引导、寻找目标、组织进行集体空战等的灵活性。德军飞行员指出1941年俄罗斯没有从地面与战斗机进行无线电联络的装备。苏联战斗机指挥员在空中使用视觉信号下命令，因为僚机没装电台。

三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波克雷什金曾说：
“我们这些飞行员深刻了解无线电在战斗中的作用。我在前线屡屡感觉遗憾的是，战争头两年我军飞机很少有无线电台。我们在空中变得像哑巴，唯一的‘沟通’方式是摇晃翅膀。如果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在必要时刻喊话警告战友注意危险，那将赢得多少次胜利啊”。

19世纪末亚历山大·波波夫发明出无线电收发装置，首先就是同俄国海军合作进行的岸舰试验。此后各国海军一直是无线电消费大户，因为战舰、潜艇和海军航空兵飞机在远离陆地的公海执行任务，必须有可靠手段监视敌人并随时通报基地指挥部。1920年代中期苏联决定彻底更新舰队的通信设备，拆除老旧换新款，委任无线电专家阿克塞尔·贝格负责此事。1926-1928年列宁格勒“科济茨基”厂开始生产舰载无线电台，战争爆发后这家代号210的企业仍然是无线电设备主要制造商。随着新舰艇下水，海岸防空和舰队防空能力增强，对各类无线电器材的需求也同步增长，先后共七家企业参与生产（210厂、208厂、203厂、197厂、193厂、321厂、320厂）。但他们的产能仍不足以满足海军。

1941年6月苏联西部三个舰队（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拥有3艘战列舰、7艘轻巡洋舰、42艘驱逐舰、145艘潜艇、16艘巡逻艇、72艘扫雷舰、130艘鱼雷艇。远东的太平洋舰队有9艘驱逐舰、73艘潜艇、8艘巡逻艇、8艘扫雷舰和139艘鱼雷艇。这些军舰战前广泛安装了“无线电报站”(РТС)，战列舰无线电操作员32人、巡洋舰22人、驱逐舰10人、潜艇7人。尽管无线电工业逐年提高对海军供货量，却一贯未能完成年度计划。战前海军的无线电通信手段好于空军和地面部队，惟操作员短缺，仅满足定员的40-45%。

总而言之，为消除工农红军无线电领域存在的缺陷，必须举全国之力采取紧急措施来发展无线电工业。除疏散到东部大后方的工厂外又另建新厂，至战争胜利时数量几乎翻倍。科学团体也在寻找方法用简单设备替代更复杂的设备，比如向公民征集无线电零件组装电台、把机载电台改造为坦克电台等。

这些措施起到了效果。1941年6月22日-12月31日期间部队只接收56000套各类无线电设备，1942年提高到275000套、1943年495000套、1944年487000套，至战争结束合计1514000套。如此一来，无线电台足够安装在全部坦克、飞机上（胜利时红军拥有86100辆坦克、115600架飞机）。一个步兵师在战争之初仅使用22部电台，战争结束时已有130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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