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然闲居

□尼古拉·伊甫柳什金
《克格勃：昨天、今天、明天》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莫斯科，1994年

克格勃从1978年开始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大规模指控义务兵从事“间谍活动”。我本人的案件是这长串案件的第一个…… 正因如此，我将试着以亲身经历来说明他们炮制此类案件的套路和手段。

我1976年应征入伍。当时正在莫斯科汽车和道路学院上夜校，被他们直接拉去军队，分配在乌克兰巴甫洛格勒附近的一个训练单位。部队隶属战略火箭兵，训练单位自然是秘密的，军中术语叫保密通信。

但该单位实际并不保什么密，都是编出来吓唬人的。他们告诉我们，士兵之间必须互相监视，必须密切留意在本单位工作的平民的全部言谈。每次开会总要再强调一遍，说是巴甫洛格勒（很小的乌克兰小镇）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潜伏着一个老盖世太保，1945年该部队在此驻扎，老特务三天两头翻垃圾堆寻找情报，传送给美国中情局——纯属鬼话。

鬼话之二说：某美国外交官驾驶苏联牌照汽车进入巴甫洛格勒，借助某种设备窃取训练单位电子情报。士兵们津津乐道这类话题，越传越离谱，上上下下被一种“防谍反谍”热情笼罩着。

我们学习使用各种秘密设备，全都签了保密协议，按通常理解就是接近所谓国家机密的人。在这支部队服役的兵大多来自乌拉尔地区偏远市镇，也有莫斯科的。大家心知肚明：克格勃会从这些操作特种通信器材的人里面挑选将来退伍后到克格勃工作的人。

今天我和朋友们谈起过去，很难肯定地讲当年在吸烟室发生的指控我和我战友犯罪的谈话（写在档案材料里）是否因为我们学习的设备有可能是所谓外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目标？

我强调：“所谓”外国情报机构，因为没见哪份材料明确指出是哪国机构。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任何人，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无法确定这次谈话究竟真正发生过还是克格勃胡编的。但参与谈话的有12个人（档案所载），12个人一致点头表示“对，很可能感兴趣”。在反间谍狂热形势下这种谈话不无可能。

所以克格勃开始搜集我的、我亲密战友的、和另一位跟我们同单位的小伙子的材料。我们仨都是莫斯科人。其中一人被克格勃指控在军中招募窃取情报的同伙，于是有了上述谈话。谈话结束不久我生病住院，出院回单位没几天，三个人被调动到三个地方。

我被分到文尼察，在战略火箭兵某导弹基地指挥所上班。发射按钮跟我的岗位一墙之隔，也就说战略核导弹总控制系统在我身边。我天生好奇心重，对万事都感兴趣：导弹什么型号？它们怎么飞行的？这套系统怎么组成的？为什么放这儿？您看，这就是个18、19岁大男孩的正常兴趣。我没办法甘做“螺丝钉”，我需要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后果。

我跟那俩战友通信，互相交换家信中透露的各种情况，保持着温暖、亲密的同志关系。年轻人相处爱开玩笑，我不否认我们都不喜欢当兵，讨厌这种环境，讨厌营区的氛围。比如去了司令部的战友给我写信，引用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某黑人男士携带20千克废纸入境苏联，人家问他：“拿这么多废纸干嘛呀？”黑人答：“干嘛？我听说你们苏联20千克废纸换一个白女人啊？”如果你还记得，这里指的是威尔基·柯林斯代表作《白衣女人》。（译注：苏联有废纸换新书的做法）

于是我给该战友回信：“萨沙，你与其整天忙些文书工作，不如攒够20千克废纸也换个白女人”。克格勃读了信，认为我怂恿战友利用在导弹部队司令部工作的职务便利搜集机密材料。我可没瞎编，档案里写着呢。荒谬吧？但的确发生了。

那么，本人“搜集”的机密材料有哪些呢？首先，我有权接触国家绝密，也就是保密通信设备的密钥数字，通过自动控制系统每天更换；还能接触一系列重要的、绝密的文件——都属于我的工作范围。第二，任何一个兵在基地各处行走看到的东西我也看到了：比如右边有个发射井，左边也有个发射井，它们的编号是什么。另外，军官们普遍慵懒，习惯受人伺候，即使导弹部队军官也不比别人更聪明更有能力。值夜班相当无聊，又对自己的职责缺乏足够认识，有些事情我能做他们懒得做，就吩咐我跑腿代劳。

所以，在军官的允许下我熟知这个导弹团的几乎全部文件。他们会递给我文件说：“读一遍，如果有演习的话你就照着做”。可能有人不知道秘密文件怎么保存的，是这样：存放于密码保险柜内，用值班军官的个人印章密封，钥匙随身带。即使我再怎么想窃密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打开保险柜。就这样，我慢慢熟悉了密码表、作战手册等被认为关系重大的文件。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思，替上级研究这个系统，实际做了导弹团值班军官的工作，什么都看了，什么都学了，知道它怎么运行了。在我被捕之前从没哪个军官认为不妥，大家觉得很平常，还建议我继续当兵，考个专科学校或军校完成学业。

时光荏苒，就在两年服役期满退伍前夕，我因违反着装规定被团长抓住，罚关禁闭室7天。那天是11月15号，进了禁闭室，他们递过来逮捕通知书，我一看写着11月13日，就说：“对不起，今天15号！你们是不是12号决定逮捕我今天才来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奇怪了，部队特别处（译注：国家安全部门派驻军队的机关）领导正好也在屋里，他（而不是押我过来的团首长）解释说刚才给我的是他们的工资单。我仍然不懂工资单跟我关禁闭有什么干系。之后他们修改了日期，锁上牢门，告诉我：“不要紧，等等吧，会再来找你的”。

一天后我被带往特别处，让我回答有哪些朋友，我就详细写了在单位内外跟谁接触过。问话的人态度很友好，甚至可以说是善意的，对我讲：“说实话，我们知道你对导弹技术很感兴趣，也掌握不少关于导弹部队的信息。我们想弄明白你对这些东西的了解程度和记忆程度。如果不困难的话，我们就不打扰你，给你一个房间和纸笔，请尽量把你掌握的知识系统地写一写”。

我问：“这是为什么？”答曰：“我们就是感兴趣而已。我们发现你知道的不少，所以很好奇你怎么学会的，毕竟没人教过你”。我说：“那好吧”。认认真真写了大概40页纸，相当详细，完全没有戒心，把自己对曾经服役的文尼察导弹基地的了解，以及所知的苏联战略火箭力量的一般性情况都写了。然后戏剧性时刻来了，向我宣布：“对于一个仅仅感兴趣的人而言，你知道的太多了。你是搜集情报出卖的人”。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源起。同我保持通信的两位战友被拖下水，20千克废纸的玩笑定性为企图推动、怂恿同志搜集导弹部队秘密情报，厌烦当兵生活的抱怨也成了“罪证”。往来信件我都留着，我就没有烧信的习惯。克格勃用红铅笔在这些信上画线，标出符合他们认为的带“暗示性”的句子，在档案里列为：“怂恿搜集情报的暗语”。我当然理解不了。我说：“伙计们，太荒谬了吧！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明白这很荒谬，可单位里知道你掌握机密信息的人太多了。我们的组织也是官僚主义。给你张纸，你把掌握的都写下来，然后给你个正式警告——填个表（他们给我看了表格）签个字就完了。你就可以回家去”。文尼察部队特别处主任斯捷普林少将说：“我以国安人员身份和共产党员身份向你保证，签了字什么都不会发生”。

那时候我才20岁啊！我同意了，说：“行吧。你们知道我什么都没干。我签字让这一切结束吧”。又说：“好，我承认搜集了情报”。之后我再没多说，搜集情报出卖给哪个国家之类的压根没人关心。岂知我松口配合竟留下后患。

过了几天苏联克格勃侦查员出现，说：“现在需要你填表，我们是个官僚组织，他们应该把这些交给我们，也确实交了。再配合一下就都结束了”。我老老实实填完表，被带到文尼察登上军用飞机，客舱除了五个侦查员和我再没别人。下飞机到库宾卡，又到克格勃列福尔托沃看守所。走进侦查员办公室，他说：“别急，这就放你。现在找检察院把手续办完”。

桌上有一部市话，我说：“听着，今天12月27号了，我本应该11月退役的。请允许我给父母打个电话，毕竟快俩月没联系了，我得告诉他们我在莫斯科”。他说：“急什么呀？等会儿你就可以回家，我们送你”。接着拿出用回形针固定的两页纸：“看一下签个字”。

我完全没怀疑在跟正人君子打交道，看都没看直接签字递给他，说：“谢谢你，可以走了吗？”他说：“让你看一下！”我掀开纸说：“看什么？都签字了还要怎样，我以为我们的君子协定是我签字你放我走”。他说：“不，不，读一遍”。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是一份期限两个月的逮捕决定，我已经被列为间谍活动嫌疑犯。

现在所有这些文件，和我的自愿供述，都有法律效力了。侦查员平静地把《刑法》递给我，说：“你看，我们是个非常强大的组织。第64条可判枪决。没人能阻止我们，永远没有，我们想做什么就能做到。如果你拒绝认罪的话，我有你的供述，40页纸，保证你被极刑处理”。

那好，按我当时的想法，既然人家划下游戏规则，我惟有服从。我认罪了，竭尽全力让案情显得荒唐，而且我相信我成功了。我被正式指控替一个外国情报机构（未指明哪国）从事间谍活动，利用1978年退役到两年后奥运会开幕这段时间将搜集到的一些情报传递给外国特务。所有这些都写入案卷。

克格勃甚至不愿杜撰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版本，对他们来说东拼西凑盖个章就够了，足以提交法院。

开庭当天只有陪审员、检察员、辩护人和我们几个，再就是扛肩章的、穿便衣的。我父母在门外不准进。庭审持续一星期，直到宣读判决书，法官念道：“……鉴于上述情况，判决如下……”的时候，才宣布“让父母进来！”意思是亲耳听听孩子判多少年。所以，二老除了眼睁睁看我1981年进劳改营之外，什么事都不知道，只知道判了我六年。

我在劳改营陆续遇见新抓获的“外国间谍”，原来我是头一个。事实证明我们这些人的案子是同一批侦查员办的。本人的案卷多达24册，他们把能挖的都挖出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没人会仔细审读这些东西，没人会在这24本厚重案卷里寻找真相。三小时的庭审录像、四十个侦查员——我打包票绝对是四十个，我直到进了劳改营才想明白。

劳改营里我认识了比我晚进来的“间谍”，互相对比侦查员的姓名，意识到这四十个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编造此类案件。我遇见的难友说：“我们听过你的姓氏”。一个小伙子在牢房瞪大眼睛对我说：“我知道你这人”。我问：“哪儿听的？什么地方？”他说：“我在部队的时候听他们宣读命令，抓获一名中情局间谍”。我说：“谢谢啦！”最后发现别人也听过他的姓名。这样的“间谍”我前后结识五位，指控他们什么？

萨沙·芬克尔施特恩在北方舰队基建工程营当兵，是北方舰队唯一的犹太人。某天他喝多了回营房（基建工程营管得松，而且他还剩两个月退伍），开始念叨醉话：“我受够你们这些人啦！等老子退了役，老子到处说！”正巧被一个军官听到。萨沙·芬克尔施特恩确实喝醉了，第二天就被关禁闭，对他立案侦查，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意图向西方情报机构传递信息。

施泰曼也是犹太人，在海军当准尉，谎称自己有个兄弟去了美国。侦查发现他实际没有海外关系，仍指控他意图离开军队后将某些情报传递给并不存在的美国兄弟，由后者转交中情局。

瓦季姆·西蒙诺夫是列宁格勒小伙儿，指控他在某个展览会上认识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休·哈莫顿，并记下对方工作电话。一位同事翻瓦季姆笔记本，问这个号码是谁的，他说：“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的”。就这么点儿事儿，足以令他被捕，判处间谍罪。

办我案子的侦查员切尔内什如今在克格勃高级学校教书（译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捷尔任斯基”高级学校，1992年改称俄联邦安全局学院）。办过我的案子、早先也办过纳坦·夏兰斯基案的侦查部门头头现在是俄罗斯安全部（译注：1992年1月成立，1993年12月改制为俄联邦安全局）侦查局头头。我见过的侦查员之一奥列格·斯塔尔采夫去年3月从德国回来，他在当地的工作是监视苏联/俄罗斯驻军，另一位奥列日科上尉仍在德国做相同工作。由于我的案子，他们都顺利获得职衔和晋升。

去年我才平反，但不得不从头经历一遍，配合他们重新调查，再次自己证明没干那些莫须有的事情。这就是克格勃。他们煞费苦心重审我的案子，但仅限于我，我要求平反全部士兵他们不理会，直到今天还没这么做，也不肯这么做。他们不想提起自己以前编造的假案，只想让大家都忘掉。

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文明的国家，首先要建立文明的安全部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亚罗斯拉夫·巴什塔昨天发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90%的旧职员已被解雇。俄罗斯的情况可不是这样，那些人依然享受高官厚禄，掌握巨大特权，根本不怕追究。

至于前克格勃将军，我说的是奥列格·卡卢金（译注：出席会议），他夸夸其谈，却从不指名道姓，满嘴空话。虽然1981年列宁格勒间谍案发生的时候他是克格勃列宁格勒分局头目，理应了解此事。但实际情况或许这样：克格勃乃是分工严密的组织，擅长保守秘密，如果他们允许某个人公开讲话，讲的必不是我们真正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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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尼古拉·伊甫柳什金小传

1958年7月28日生于莫斯科市，大学学历。1976年11月应征入伍，1978年12月27日在乌克兰文尼察市被捕，指控他为一个未指明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同案犯：战士А.博金、А.尤里耶夫）。曾在列福尔托沃看守所拘押。1979年8月8日依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56-1条判决有罪，处剥夺自由6年，其中前2年在监狱服刑。1979年9月-1980年12月关押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奇斯托波尔监狱，1981年1月-1983年1月关押在彼尔姆州波罗温卡村第37号严管劳改营，1983年2月-1984年12月回到奇斯托波尔监狱。因“恶意挑战劳改管理机关合法要求及违反改造程序”，1984年9月4日奇斯托波尔法院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188-3条判处他2年10个月监禁。押送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严管劳改营（伐木）。1986年1月23日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决定取消奇斯托波尔法院1984年9月4日的判决。1986年2月25日释放出狱，到弗拉基米尔居住，在拖拉机厂上班。1987年回莫斯科生活，在“沃伊柯夫”铸铁厂工作，继续莫斯科汽车和道路学院夜校学习。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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