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法律禁止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国货币。虽然刑事处罚很严厉，但仍然有着相当规模的外汇地下黑市，其活动在赫鲁晓夫“解冻”年间达到高峰。
尼基塔·赫鲁晓夫1954年上台，1964年下台，即使在同时代人眼里他的统治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推动改革，并实现了人类首次轨道飞行；另一方面，国家生活仍然取决于个人意志——这个人冲动、感情用事，好突发奇想。
约瑟夫·斯大林在位三十年，仅出国两次：德黑兰、波茨坦，目的是同美、英领袖决定战后国际秩序。而赫鲁晓夫则希望成为世界领导人俱乐部正式成员，经常跑出去交流经济经验。他真诚相信苏联体制天下第一，不厌其烦对人家夸耀、推销。而当外国领导人指出苏联的缺陷时，赫鲁晓夫动辄走极端：要么全国“玉米化”，要么处死“令国家蒙羞”的外币贩子。
1957年夏天莫斯科举办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节，131个国家的34000名代表齐聚苏联首都。这次空前盛况让普通苏联人眼界大开，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外国平民，第一次领略陌生的异域文化——短裤、文化衫、牛仔裤，第一次察觉自己对舒适、优质、近乎完美的外国产品竟如此渴望却不可即。当一些大学生交换衣服、帽子留念的时候，个别苏联人嗅到了发洋财的机会，他们尽力从外国人手中收购各种东西，之后转卖牟利。
于是“法佐夫卡”（倒外国货的）一词应运而生。敖德萨人信誓旦旦声称这个名词最早出自他们那儿，原本指的是瞅准机会在市场上低价扫货再高价倒卖的贩子。善于投机的首都公民邀请外国人建立买卖关系，这个词在莫斯科口语中就成了英语”for sale”的奇怪变体。
联欢节毕竟短暂，“法佐夫卡”并未因此从小打小闹升级到成熟体系，发展壮大的契机其实是阿拉伯国家军官。赫鲁晓夫时期曾有一些叙利亚和埃及军人到莫斯科军事院校深造，最具冒险精神的苏联“法佐夫卡”开始从他们手里购买外币和黄金而非日用商品。所以这些人才是苏联地下换汇市场的主要推手。
外国游客抵达苏联，只能到大使馆将本国货币兑换卢布，数额有限。但在游客住宿的地方，从来不缺晃来荡去的外汇贩子。政府连锁经营的“小白桦”外汇商店直到1964年才出现。所以在此之前，“法佐夫卡”除了拿着美元、英镑买外国人夹带入境的服装等商品，最主要的还是收购古董金币。它们在欧洲不难获得，只要顺利带过海关，就有苏联人来买走。
金币的最终买主是稀缺商品、化妆品的地下生产者，以及销售柑橘类水果的高加索影子企业家。这批暴发户手里攥着大把卢布不敢存银行，否则就要说明巨额现金来源。所以投资黄金最可靠，但只能通过黑市购买旧金币的途径实现。
俄罗斯作家爱德华·赫卢茨基肯定地说最受欢迎的是尼古拉一世年间的旧俄国金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用来偿还贷款。瑞士的银行储存了太多太多这种金币，1950年代末以9美元一枚的价钱公开出售，辗转带入莫斯科可卖20美元。金英镑（索维林）也在苏联黑市流通，2800卢布一枚。
国安部门当然察觉了地下活动，但刚开始仅仅追踪、监视而已。1959年美国左派经济学家、美共党员维克多·佩洛访问莫斯科，竟有意无意当了一回“吹哨人”。贵客登门，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设宴隆重款待，席间佩洛半开玩笑地问：“在我旅馆外头晃荡的那些人是谁？总来问我有没有东西卖给他们。”又说有个年轻人提出令人惊讶的优惠汇率兑换美元，还表示这是苏联新推出的经济政策。
米高扬打官腔回答：“我们调查一下啊”，随即报告赫鲁晓夫。总书记闻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狠狠批评警察不作为，要求克格勃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成立专职打击外汇贩子的部门，搜捕涉外宾馆附近纠缠老外的犯罪分子。克格勃相信这些人不是单打独斗，肯定属于某个组织严密的团伙。有些跑腿的是在校学生，换了外币交给小头目，小头目再上交大头目。经过一番工作，得知幕后老板共三位，真实姓名不详，绰号分别叫“博纳罗蒂”、“斜眼”、“古董商”。
第一位被抓纯属偶然。
1960年9月的一个早晨，某清洁女工在莫斯科波德科洛科尼内胡同一栋房子门口的暖气片后拾获包裹，内有大摞外币。午饭时间来俩青年索还包裹，勇敢的清洁女工非但没给他们，还报了警。警察让她翻看外汇贩子相片，从中认出一位来要包裹的人。这个人早就是警局监视对象，一直没抓。
绰号“博纳罗蒂”的弗拉季斯拉夫·法比申科被拘捕。搜查其住所未发现涉及外汇黑市的任何线索，更糟糕的是包裹内外及钞票上也没他指纹（事后查明他从不亲手接触包裹，总让同伙代拿）。侦查员暂时无法提出指控，只能先扣着他。
克格勃安插一名眼线进入法比申科监室，该眼线设法骗取法比申科信任，得知他租下一间公寓“放东西”。这回撞大运了，不仅缴获巨额美元、英镑，还找到一包50枚金币，签名缩写ЯР。
克格勃调出全部嫌疑犯档案，研判两个字母符合叫“扬·罗科托夫”的人。此人常在阿拉伯军官喜欢去的阿拉戈维饭店附近出没，有时甚至跟阿拉伯人同桌吃喝。负责监视的探员注意到那些军官平日眼高于顶，摆出贵族派头，却对无业游民罗科托夫毕恭毕敬，仿佛他是个大人物。
起初克格勃怀疑罗科托夫可能是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ОБХСС)的“编外情报员”，后来证明“斜眼”（罗科托夫小时候上化学课做实验弄伤一只眼）确实给警察提供过有效线索，甚至偶尔举报几个外汇贩子。另外，探员还发现罗科托夫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到莫斯科“列宁格勒”火车站寄存同一个手提箱，行迹十分可疑。当他再次“从城外旅行归来”领取手提箱时，克格勃将其抓捕，从中搜出合计150万美元的黄金和外币。
至于三号老板“古董商”，克格勃探员是在跳蚤市场偶然听到有人向小贩询问他的电话号码，从而侦知其身份——德米特里·雅科夫列夫。他确实做古董买卖，也是ОБХСС线人，而且是三人中唯一爽快交待全部犯罪事实的。
至此案件告破，缴获344000卢布、金币1524枚，英镑、新/旧法国法郎、西德马克、比利时法郎等各国外币若干，估计涉案金额2000万卢布，以苏联标准绝对是天文数字。1960年，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因违反外汇管理条例，被判处最高刑罚：8年监禁。
如果赫鲁晓夫不再追究的话，这三人无非坐等出狱罢了。但总书记自从1958年就在想尽办法促使美国、英国、法国撤走根据《波茨坦协定》驻扎西柏林的军队，目的是减轻莫斯科支持的东柏林的军事压力。这个议题讨论多次，始终未谈出赫鲁晓夫乐见的结果。历史学家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赫鲁晓夫与众不同的外交礼仪，比如威胁美国“埋葬你们”，以及声称“柏林是西方的睾丸”。
西方阵营拒绝让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令全世界面临核子大战。但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赫鲁晓夫访问柏林，又用教师爷口吻嘲讽西方“把这座城市变成泥沼，遍地投机倒把和黑市”。不料人家笑着回应：听说莫斯科的黑市也举世罕见啊。
这话就像一记耳光。赫鲁晓夫飞回莫斯科，怒斥克格勃打击不力。总书记盯上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案，明确指出判八年太少了，告诫总检察长罗曼·鲁坚科：“别以为您干的是终生职位！”（后来鲁坚科成为唯一死在任上的苏联总检察长）负责审理三人案的莫斯科市法院院长列昂尼德·格罗莫夫被彻底解职。
于是重审正在服刑的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改判15年。
事情传开，苏联官办媒体也来登台助阵。几乎每份报纸都报道说这三个外汇贩子对苏维埃制度构成致命威胁，工人群众纷纷要求克里姆林宫和最高法院严办罪犯。莫斯科仪表厂六位工人联名写信控诉：“他们比叛徒更坏，早就该杀，我们要求你们判处这伙人极刑——枪决”。
这封信转交苏共中央，赫鲁晓夫拿去会上宣读，迫使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签署加强惩办违反外汇管理制度的法令。于是三审法比申科、罗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按照最新规定全部改判死刑，上诉一律驳回。该判决在法律界引起广泛争议，赫鲁晓夫女婿、《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依也认为这样做既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又触犯РСФСР《刑法典》第6条之规定，试图帮三人申诉，但总书记心意已决。
换句话说，在国际司法史上，这可能是法院根据晚于犯罪发生时间制定的法律做出死刑判决的唯一例子。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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