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然闲居

在苏联全国上下组织筹备1980年夏季奥运会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克格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时任克格勃主席是后来的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其任务不仅要确保安全、杜绝隐患，更要向数千来宾展示一幅完美的、坚不可摧的画卷。

国安部门提前几年就开始为奥运会做准备，近年解密的乌克兰克格勃档案揭示了苏联政府当时担心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基辅是承担第22届夏季奥运会赛事的第三重要城市，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足球预选赛四分之一决赛将在这里进行。另外，奥运火炬传递将途径从切尔诺夫策到哈尔科夫的6个州。

1977年3月，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前三年，乌克兰克格勃内部成立了负责此事的专门工作组，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亲自任组长，定期向乌克兰党中央汇报工作。翻看现存于乌克兰安全局档案馆的费多尔丘克1978年9月-1980年6月之间撰写的六份“奥运文件”，第一份文件开宗明义指出工作的主要方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业务渠道获取的材料表明，敌方情报机关和国外反苏组织正在计划和准备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各种破坏活动。”

乌克兰克格勃确定了三大“风险群体”，也就是国安部门认为有可能干扰苏联体育盛事的人：1、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恢复乌克兰历史上的独立地位，或至少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保持更多独立性；2、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主要追求苏联犹太人移民海外的权利；3、“教派分子”，被禁止的新教教派代表（如“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主要为教友们争取信仰自由。

这三大群体在苏联都有人被打成政治犯，奥运会可能成为吸引世界关注这一问题的平台。同时克格勃坚信三大群体背后站着北约国家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他们可以派遣自己的特工和骨干人员来苏进行“破坏活动”。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在一份文件中写道：“特别是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驻巴黎负责人普里默尔正在法国犹太人、尤其在苏联犹太侨民中间，挑选能在奥运会期间出于挑衅目的为所谓‘良心犯’和被苏联禁止离境者发言辩护的人”。

虽然外国活动分子（真实的或想象的）几乎无法组织什么像样的活动，但克格勃对一切有可能政治化奥运会的企图都保持警惕：海报和口号、旗帜（以色列国旗或乌克兰蓝黄旗）、公开言论、静坐抗议等。另外安全部门还预计外国活动分子将作为奥运代表团成员合法入境，随身带来“有害”材料——书籍、报纸、传单之类。上述克格勃文件甚至指出一项名曰“莫斯科-80”的特别行动，称宗教团体计划将50万册书刊运进苏联：“教权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国家福音’的领导人制定了名为‘莫斯科-80’的行动，准备了约50万册用苏联各族人民语言撰写的宗教宣传品，通过他们的特使以奥运会旅游团为掩护带入我国”。

其实，国际体育赛事出现此类和平表达并不罕见，例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苏联对阵民主德国的足球赛上，乌克兰裔加拿大人达尼洛·米迦尔突然进入场地，打出蓝黄旗、跳民族舞。

如果换作其他场合，抗议者无非拘留而已，他们的诉求不会被（苏联媒体）广泛传播。但奥运赛场不同，几千个记者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警察抓人的录像和照片肯定比抗议行为本身更吸睛。

文件指出：“……НТС领导建议每个行李箱装书30本、小册子150份，衣服口袋也塞几份。当被苏联海关人员查获时乘机把事情闹大，拉上同伴抗议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并要求查看没收他们随身物品的法律依据。跟随此类团体的记者、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摄影记者应记录此类‘风波’，以挑动西方的反苏宣传”。

不仅文宣

然而，如果你相信克格勃的预判，那么海报和传单远非“敌人”的全部手段：“尤其严重的是关于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破坏和其他特别危险极端主义行为的报告。联邦德国和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图谋培训恐怖分子，计划派遣他们在奥运会期间以游客身份进入苏联实施极端主义行动”。

据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在谋划“恐怖袭击”。文件指出涉事的是一个叫“乌克兰青年联盟”的、跟“班德拉派”关系密切的青年爱国体育组织，其成员在美国和欧洲的训练营接受恐怖行动培训。

乌克兰历史学家根纳季·伊万努申科在伦敦长期从事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档案收集工作，跟当年侨居西方的活动家多有交流，并没发现该组织沾染恐怖主义的确实证据。他强调，那时候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不具备进行此类活动的手段和资源，克格勃所谓的“营地”只是乌克兰青年聚会处，并未培训武装人员。另外，伊万努申科也没见到任何文件表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当真重视过莫斯科奥运会，遑论派员参与。

但无论如何，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劫持以色列运动员的悲惨先例殷鉴不远，令人们不得不担心莫斯科奥运会万一出事怎么办。这就是克格勃内部决定组建反恐分队（“阿尔法”小组）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巴勒斯坦，克格勃文件称：“业务收集的情报显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层已经决定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不准在苏联领土发动恐怖袭击”。

克格勃通过42名驻外特务和另外49个留学生信息源探听计划中的外国行动。6月份海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之一：“梅利尼科夫派”的两个人（可能是特务）被确定与克格勃有联系，“通过他们查明了赴苏联参加奥运会的外籍乌克兰裔敌对行为人，并将旨在限制1980年奥运会期间民族主义者破坏行为的虚假信息传递给了民族主义中心”。

据克格勃说，奥运会之前半年共有44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密使、35名“宗教宣传中心”密使访问乌克兰，其中10人被驱逐出境，69人被正式警告。预计抵达基辅出席比赛的外国来宾约8000名，因此组织者决定看台上每三排部署“社会代表”（共青团员、民间纠察队员等1200人）和民警（120人）就坐，以便“及时发现并制止外国人的可能举动”。13名编外克格勃人员及626名特务负责控制外国来宾，并设法在他们的住处（36个涉外设施）探听消息。

至于奥运会的恐怖主义威胁，文件坦言这类袭击更可能由苏联居民而非外国人发动。

近些年苏联情报机关掌握了一些声称要刺杀国家领导人的家伙，虽然大多数只是嘴上喊喊而已，但乌克兰境内登记在册的有12人。还对253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做了工作，具体细节不详，可能是奥运会期间把他们隔离在精神病院。

克格勃协同民警联合开展“军械库行动”，1980年收缴火器29支，子弹近4000发，炸药11千克、手榴弹13颗、爆炸装置10个，逮捕持有上述物品者38人。

白采尔科维市一个姓克拉夫琴科的人联系当地部队某军人，索要装满子弹的手枪和军礼服，自称他和朋友计划在奥运会期间“制造混乱”，唤起当局对工人问题的关注。该军人是克格勃线人，把整件事汇报上级。克拉夫琴科之后的遭遇不得而知，但克格勃揽下了预防危险发生的功劳。

波兰女子达努拉·利尔动身去利沃夫，波兰边防军在她行李中发现50枚毒气弹。该女子解释称她的波兰朋友伊万尼茨基托她把东西捎到利沃夫。“据说毒气弹是供乌克兰某些组织成员在奥运会期间使用”。不知此事如何告终。

奥运会开幕前几天，匈牙利边防军在奥地利边境拦截一辆联邦德国公民驾驶的准备前往苏联的汽车。车内查获带光学瞄准镜的步枪及爆炸子弹，备用油箱内发现俄文、匈牙利文宗教书籍。此事发生后，乌克兰边境沿线的克格勃单位加强了对从西部入境车辆的检查力度。

整条火炬传递路线、中央体育场、运动员和代表团住所、基辅各战略设施都是克格勃的保护对象。费多尔丘克文件包含了负责各项工作“办公室”的职员人数：整个共和国2500人，基辅市1100人（首都民警9700人），接待外宾最多的“罗斯”宾馆竟有379名克格勃及内务部人员驻守。从1979年开始，被挑选参加奥运会安保的国安人员就开始在基辅和哈尔科夫负责各项国际比赛和苏联人民运动会的保卫工作，作为预演锻炼他们的技能。

禁止一批，关押一批

“奥运会促使政府释放政治犯”的愿景终究破灭了。相反，1979年出现新一轮搜查、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浪潮，1980年春达到顶峰。乌克兰境内，瓦西里·斯图斯、斯捷潘·赫马拉、尤里·利特温、奥列西·舍甫琴科、格奥尔基·普里霍季科等人属于重点关注对象。当局目的很简单：使这些活跃异议分子在奥运期间远离国际视线。被逮捕者自己当然明白为什么在这个特殊时刻再次遭受特殊待遇，暂时自由的人则被严密监视并进行预防性谈话。

新教徒也被打击：“为压制教派分子积极性、遏制他们的激进活动，基辅市检察院刑事科搜查了15名活动头目和浸信会分裂者权威。在搜查过程中，捣毁了非法的‘信徒’出版社三个装订作坊、一个所谓‘排字车间’，没收约1500份思想意识有害及宗教宣传材料”。

61岁基辅女市民克拉芙基娅·德米特里辛娜与女儿合住规划拆除的陋室，一直想申请新房。她之前从未被克格勃关注，直到某次气急失言，声称将邀请奥运外宾到自己家参观居住条件。对德米特里辛娜进行了预防性谈话，她保证不邀请任何人来家。

对付构成潜在威胁的外国人，采取“拒之门外”的办法，不让麻烦鬼入境。早在1979年3月，乌克兰克格勃就制订了300多名有意出席奥运会、怀疑“与敌方情报机关和意识形态中心有联系”的外国人名单，其中148人被禁止进入苏联。到1980年6月奥运会前夕，这个数字显著增加：“在进行预定侦查行动中，发现359名有意在奥运会期间进入苏联的外国人可能会参加敌人策划的间谍-破坏活动，对他们的入境情况进行控制。对于有严重劣迹的2888名外国人，建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禁止他们在此期间入境苏联”。文件此处措辞含糊不清，看不出被“控制入境”的359人跟被“建议禁止入境”的2888人有什么区别。

截至1980年2月，参赛国申报的13600名代表队及辅助人员已被苏联国安机关逐个审查筛选，545人“由于安全原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乌克兰克格勃文件中，涉及奥运火炬传递和基辅足球赛的内容可能是最无聊的部分。一句话概括：完全顺利，压根没人尝试抗议或其他“反社会行为”。

幻想的威胁

奥运会终于盛大开幕啦。克格勃继续绷紧神经工作，发现37名入境外宾“涉嫌与敌方情报机关、犹太复国主义和宗教中心有勾结”。此外，“苏联特色”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外国人在“不适宜地点”摄影：莫斯科民警抓获三名法国人在高尔基街对着旧房子和垃圾箱拍照！仨游客被正式警告，相机胶卷被悄悄曝光，然后释放。

伊迪斯·雷切尔于奥运会开幕当天从伦敦飞往基辅，携带18份俄文、英文和希伯来文“犹太复国主义”书籍和手册，以及60个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标志”大卫之星徽章。该女子解释说这些东西是伦敦犹太教堂托付她捎给苏联犹太拉比的，她并不知道携带了“违禁品”。

法国妇女克洛德·雷恩行李箱内有一本《莫斯科反导览》，克格勃认为这是一本“声称我国对外国人进行‘全面监视’的书，对‘国际旅行社’公司和克格勃机关的业务进行粗暴污蔑”。《莫斯科反导览》的作者是俄罗斯侨民作家、自由电台记者德米特里·萨维茨基，2019年去世。

奥运会期间，从入境乌克兰的外宾手中合计没收1880份“反苏、污蔑、宗教宣传和色情材料”，以及183个大卫之星图案。

克格勃援引乌克兰人民和外宾对奥运会的观感，谈起基辅承办的赛事几乎都是热情洋溢的。莫斯科举行的开幕式被视为苏联体制的大胜、美国卡特政府的大败——因为卡特总统在国际上呼吁抵制本届奥运会。

只有极少数西班牙和哥斯达黎加运动员对密不透风的监视和规模空前的安保表达不满，西班牙人曼努埃尔·苏尼加说：“保护我们的人比西伯利亚还多”。克格勃文件则称：“为了促使外国人对苏联现实形成客观看法，通过业务手段对其施加正面影响，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政治上有利的采访并刊登见报”。

那么，顺利举办的第22届奥运会能否算作克格勃专业能力的证明？从某些方面看也许能。然而上述文件体现的克格勃工作多数不是细致侦查和巧妙分析，而是高射炮打蚊子（逮捕异见人士）。何况对比奥运前和奥运中编写的文件可以看出，潜在威胁的规模从一开始就被高估夸大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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