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然闲居

17世纪初，即鲍里斯·戈东诺夫执政时期，俄罗斯向西欧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16-17世纪之交，俄罗斯同西欧的交流日渐密切。莫斯科朝廷急需医生、工程师等专家及通晓军事之人，上层社会也对西方物质财富和精神气质充满浓厚兴趣。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1598-1605在位）就是这种新思潮的代言人。他殷勤邀请各路专家赴俄贡献才智，并且在彼得大帝之前100多年就尝试建立高等教育机构，自然只有西欧能提供这方面的人才。

对于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学习外语十分重要。当时的俄国缺乏通晓欧洲语言之人，在谈判中不得不依赖外聘翻译，他们有时会出于私利故意欺瞒、误导，令俄方利益受损。

于此背景下，1600年鲍里斯·戈东诺夫委托一个叫约翰·克拉默的外籍人去德国寻找各学科教授、博士，尤其注意教拉丁语等欧洲语言的老师，将他们请回俄国。但正如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的说法：“这一重要意图未能实现。据记载，神职人员向沙皇提出强烈反对，声称俄罗斯凭着统一的律法和语言屹立世界，而语言的变化也可能引起思想的变化，将损害教会，任何情况下把青年人教育委于天主教徒和路德教信徒之手都是不明智的。”

鲍里斯·戈东诺夫只好放弃建立一所“西式”大学的想法，但未放弃用西方教育培养一批俄罗斯贵族的计划。18名年轻的波雅尔（大贵族）子弟被沙皇“送往伦敦、吕贝克和法国学习外语”。

卡拉姆津引用资料的来源是戈东诺夫朝臣德国人康拉德·布索夫的笔记。关于派往德国的留学生，史学家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曾引用一份记载他们情况的外交文献，上面写着：1603年鲍里斯·戈东诺夫亲切接待了汉萨同盟使团，并指派5名俄罗斯青年留学生随他们一道返家。这些学生受命学习拉丁语和德语，以便回俄后进使馆工作。为了使学生们在外国继续保持东正教信仰，免受强制改宗，还特意做了预先声明。同年吕贝克市议会通知莫斯科，派来求学的俄罗斯贵族已平安入城。另外，瑞典大使彼得·佩特留斯也提到有多名学生前往斯德哥尔摩。

这样算来，戈东诺夫外派的留学生总数似乎不足18人（按布索夫记载，每国派6人）。因为虽然俄罗斯与英国的关系较其他西欧国家更佳，但实际只派遣4人。1602年7月30日他们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启航出发。

好景不长，1603年秋天伪德米特里一世在俄罗斯西南部横空出世，1605年夏入主莫斯科，国内一片混乱。次年（1606年）伪德米特里一世被推翻杀死，瓦西里四世沙皇登基，局势归于平稳。此时吕贝克市长致信大使馆，控诉俄罗斯留学生无心学业、打架闹事，其中二人大概已逃回老家。市长问剩下三人当如何处置？沙皇委托书记官答复称，逃跑的二人未在俄罗斯露面，但希望德国善待另三人，在其掌握语言之前不要遣返。没多久俄罗斯再次陷入动荡，这些学生的命运从此成谜。

留学英国的四个波雅尔子弟的遭遇更加有趣，他们是：尼基福尔·阿尔费里耶夫、阿法纳西·科茹霍夫、纳扎里·达维多夫、费奥多尔·科斯托马罗夫。这四人在英国分别娶妻成家，事业顺利，后来当俄罗斯结束动荡时，政府就要求他们回国。

1613年，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遣使阿列克谢·久津赶赴伦敦，查明鲍里斯·戈东诺夫派去的留学生的情况，设法送回俄国。结果发现，阿尔费里耶夫就住在伦敦，跟大使见了面，但拒绝归国；科斯托马罗夫据说在爱尔兰担任王室秘书；科茹霍夫和达维多夫据说在印度工作。经过交涉，英国政府承诺安排阿尔费里耶夫和科斯托马罗夫回俄罗斯，另两人等他们从印度回来再安排。大使表示满意，返回莫斯科覆命。

然而莫斯科不相信英国政府的承诺，他们已经猜到英国暗中协助俄罗斯留学生成为移民，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按当时观点，沙皇的臣民不可有自己的意志，必须执行沙皇意志。所以必须把“沙皇的人”还回来，哪怕他不愿意也不行——而这种做法又是英国政府不接受的。

于是，俄罗斯驻英使馆后来一项长期工作就是敦促英国交出俄国逃亡者，尽管这些逃亡者根本不愿从一个更自由、更繁荣的国度回老家。1615年、1617年、1621年，俄罗斯大使们频频造访国会和王宫纠缠此事，伊万·格里亚泽夫甚至不惜绑架阿尔费里耶夫，却被后者的英国朋友救出。

英国政府也不妥协，直接宣称科茹霍夫和达维多夫客死印度，科斯托马罗夫命丧爱尔兰！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俄国使团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对于“唯一活着的”尼基福尔·阿尔费里耶夫，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因为他已改信英国国教，甚至当了牧师。这号“叛教”之人一旦回俄，多半被活活烧死。英王詹姆斯一世拒绝接受其被迫改宗的指控，后来俄国大使态度缓和，认为阿尔费里耶夫系“年幼无知”才背离东正教。英王毫不退让，说不能因为一个人选择跟国王相同的信仰就把他逮捕驱逐出境。最终俄国大使们一无所获。

尼基福尔·格里戈里耶维奇·阿尔费里耶夫在英国度过了漫长而充实的一生，养育8名子女。1660年在伦敦汉默史密斯区作为一名受人敬仰的牧师辞世。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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