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底，梁赞州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拉里奥诺夫报告中央：已三倍超额完成国家肉类征购计划。但事后证明，“杰出的”经济成就实为一场惨痛失败。
1957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各州各共和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言：坚信我国能够在经济指标上“追赶并超过美国”，从而为1980年共产主义全面胜利创造条件。赫鲁晓夫并不是第一个向西方发出这种挑战的人，列宁当年就讲过：论政治制度苏联已赶上发达国家，但现在重要的是经济方面赶超他们。1933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约瑟夫·斯大林也强调过类似观点。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去世后，苏联经济处于困难境地。政府要重建毁于战火的城市，修工厂、铺公路，并为军队补充现代化装备。凡此种种无不要求巨大人力、物力开支。国家无法从全部经济领域压榨资源：重工业快速发展的代价就是农业生产率下降。
例如据统计，1940年苏联收获22.25亿蒲式耳谷物，1953年仅收获18.5亿。黄油、牛奶和肉类供应短缺，民众控诉信如雪片般飞向报社编辑部。新切尔卡斯克市居民“费多斯金娜”抱怨商店柜台空空如也，“没粮、没糖、没蔬菜”，只能在黑市以高昂价格购买。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心采取措施改变农业状况。他知道仅靠行政指令的办法是不行的，必须促进农民劳动积极性。为此，总书记降低了集体农庄家庭自留地的税，鼓励他们利用空余时间耕种开发，再把产品卖给国家。但赫鲁晓夫的目标绝非仅仅填满本国商店货架，他还想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争高下。总书记认为，如果苏联生产的牛奶和肉类超过美国，就表明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超过美国人。然而这一看似值得赞赏的愿景却遭到中央同志们抨击：马林科夫与卡冈诺维奇表示短期内提高肉产量3.5倍（以赶超美国）是不现实的。按照经济学家估算，要到1975年才可能追平美国。
赫鲁晓夫答复说：“某些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国农业有能力三倍提高肉产量。但他们是怎样做的呢？跟往常一样，摇着铅笔计算牛一年长多重、几年长多少。同志们，你们必须了解当代苏联人民积蓄的力量。这是一种政治现象，是我们党多年工作的成果。”
上行下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宏大计划终究得到部分地方领导人支持。比如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拉里奥诺夫公开宣布：该州计划在一年内增加肉类交售量3倍。拉里奥诺夫不是个空说大话的人，战争时期他担任雅罗斯拉夫尔市国防委员会主席，通过扩大企业附属农场面积和组织私人菜园等措施，源源不断向前线供应弹药和食品。但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情况不同了！
拉里奥诺夫的冒险性倡议在州党代会上通过，1959年初《真理报》奉赫鲁晓夫之命进行了报道。这位激进州官至此无路可退，梁赞州还没开始执行计划就获颁“列宁”勋章（2月），各肉类生产单位只好以加倍努力工作来应对。
农场首先按照州委指示屠宰了全部能繁母牛，以及大部分奶牛和种公牛，计1959头。又征用集体农庄农户自留地的牛，仍达不到目标。于是拉里奥诺夫下令向邻州买牛（甚至远赴哈萨克斯坦），挪用消耗了原本用于购买机械设备、修建学校、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大量资金。但即便如此依然不够数，许多农业单位被要求杀鸡，乡村学校开始养兔。甚至公然盗抢牲畜的案件亦有发生。
总之，梁赞州采取各种手段终于完成计划，1959年12月6日向上级报告交售国家15万吨肉类，超过去年3倍。拉里奥诺夫大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承诺明年（1960）交售18万吨肉！赫鲁晓夫立即行动，赶在本年度结束前授予拉里奥诺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可惜现实很残酷，1960年梁赞州肉类产量仅3万吨——经过前一年大规模宰杀，牛只数量相比1958年减少65%。由于集体农庄的耕牛被拖走，粮食产量陡然下降50%。刚开始莫斯科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国家需要集体农民“忘我劳动”的有感染力的榜样。画家伊利亚·格拉祖莫夫奉命前往梁赞为主要农业领导人绘制肖像。
随着该州肉类资源枯竭，商店几乎见不着荤腥，灾难终于瞒不下去了。政府委员会紧急赶赴梁赞州“揭穿”骗局。1960年9月22日地方报纸报道拉里奥诺夫“死于心力衰竭”。尽管有传言说他开枪自杀，地点或曰办公室或曰自己家，还有说故意或意外吃过量安眠药死的，都无可信的书面证据。甚至有些下属认为拉里奥诺夫是“被命令自杀”，别无选择。
这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闹剧日后被史学界称为“梁赞奇迹”。研究“拉里奥诺夫现象”的学者经常思考：他难道是个短视的领导干部，做这种风险大、收益微的事情？不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对其中利害关系心知肚明，同僚们也都有数。据说当年梁赞州委某人的老婆问丈夫：“你们把牲口都宰了，以后肉从哪来？割自己大腿吗？”丈夫不答，举起双手捂着脸。
我们应当这样看待拉里奥诺夫的性格和行为：他半辈子投身党的事业，早已习惯不打折扣执行上级部署。他担任第一书记期间确实为本州基建发展做了突出贡献，使梁赞市摆脱旧面貌成长为工业和文化中心。所以赫鲁晓夫提出“肉产量赶超美国”的口号，拉里奥诺夫直接就奉为圭臬，而不顾具体实施的可行性。当然，拉里奥诺夫对赫鲁晓夫的支持也部分基于中央的援助承诺——比如提供牛饲料等——但梁赞州实际没等来援助，千钧重担全靠自己硬扛。
另外不要忽略一个细节：拉里奥诺夫是当时为数不多从斯大林时期（1938）开始政治生涯的州领导人之一，可以粗略理解为“前朝老臣”。对他而言，积极响应赫鲁晓夫号召，乃是在揭露、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取悦新任总书记、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
而且，拉里奥诺夫执行激进计划的手段尚不算特别出格。正如历史学博士丹尼斯·科内舍夫指出：几乎同一时期，高尔基州卢科亚诺夫地区委员会为增加肉类交售量，对从事任何农业的人征收粮食税，并克扣一些人的工资。群众被严厉警告：“不管用什么办法从什么地方弄到肉，定额必须完成”，否则你的工作岗位就危险了。只是在梁赞州，预定计划与实际情况的差距最大、最引人注目。
耐人寻味的是，赫鲁晓夫倒台后，“梁赞奇迹”成了谴责他的罪名之一。“赶超美国”的口号也渐渐被大家遗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未能改善农业生产，政策失误反而导致肉类和乳制品短缺昂贵，困扰勃列日涅夫好长时间。
拉里奥诺夫虽死，仍有人步其后尘。197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第一书记沙洛夫·拉希多夫报告莫斯科：“每年交售300万吨棉花”，实际不足半数。委员会前往塔什干调查，竟揭出大规模贪腐犯罪，史称“棉花案”。拉希多夫本人最后同样死于“心脏病”。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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