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初,一名俄帝国普通士兵的每日份粮如下:700克黑麦面包干或1000克现烤黑麦面包、100克谷物(西伯利亚严寒地区200克)、400克新鲜肉或300克罐头肉(战斗连队每天至少消耗一头小公牛,一年就要几百头)、20克黄油或脂油、17克煮糊糊的面粉、6.4克茶叶、20克糖、0.7克胡椒粉。此外,一个兵每天还能获取250克左右的新鲜蔬菜或20克菜干(干燥白菜、胡萝卜、甜菜根、芜菁、洋葱、旱芹和香芹的混合),主要通过喝汤吃。跟今天不同,100年前的俄罗斯并未普及土豆,即便送至前线也都扔进汤锅当配料了。
宗教斋期内,俄帝国军队的肉食通常以鱼类(鱼干,且多数是河鱼而非海鱼)和蘑菇类(煮汤)代替,黄油则以植物油代替。谷类大量添加到菜汤中,做成了菜粥,当时部队吃的多是二粒小麦、燕麦、大麦和黍米(Пшенная крупа),稻米极少。
海军则有自己的饮食规定,在保证热量摄取的前提下替换某些食物,比如面包少而通心粉多。舰上供应酒,这一点跟陆军不同,此外为补充维生素会多吃腌白菜或鲜菜。特殊部队如航空兵、装甲兵的份粮也很丰富。
一般而言,士兵的份粮供给由三部分组成:粮食、副食品钱和茶钱,规定以实物形式(即餐食)发放。粮食直接做成饭了,副食品和茶钱则根据部队驻扎地点的市场价格定量采购发放。如此,俄帝国士兵每天餐食总重量接近2千克,摄取热量超过4300大卡,高于后来的红军和苏军士兵水平。茶叶方面,苏联战士定量仅1.5克,如果按照“沙皇兵”的习惯每天三杯,根本不够。
战争爆发后,士兵的份粮起初大增(尤其肉类,每天达615克),但随着战事进入僵持阶段,后勤资源减少,新鲜肉逐渐被咸肉代替。但总体而言,直到1917年革命天下大乱,帝国政府仍能维持士兵餐饮的定量标准,只是品质下降了。用今天的话讲,其中重要原因在于物流困难。路网不成熟,军需官必须算着日子驱赶大群牲畜抵达前线,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运送几十万吨面粉、蔬菜和罐头。前线后勤占用几乎全部铁路运力,进而影响了大城市的民生供应。此外,当年冷藏业刚刚起步,数量庞大的牛肉、鲜菜和谷物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避免运输和储存中腐烂。类似“波将金号”战舰供应变质肉的事情其实经常发生,但并不都是因为军需官懈怠或贪污所致。
连队的行军灶由军需兵采购、管理,通常低级军官监督全过程。而且炊事员(伙夫)和军需兵是根据全连意见民主推选的,连长负总责。指挥部始终密切关注士兵的饮食问题,尽管它们未必能保证供应不断。例如,1916年1月25日第3骑兵军Ф.А.凯勒尔伯爵命令:“鉴于肉食供应减少,我命令各单位负责人采取一切措施,避免餐食品质受影响。要求:红菜汤和白菜汤要飘着一层油,粥里要放足够多的脂油,尤其晚饭的粥不准稀薄。各单位负责人应随时设法储备足够数量食物。”
而且部队允许士兵自己找老百姓买吃的,有些军官甚至明确规定了哪些东西能买、哪些东西不能。
М. И.佩斯特热茨基少将(译注:1869-1941,原帝国军官,参加白色运动“俄罗斯南方武装力量”)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进攻期间士兵无法获得份粮补给。穿行在荒村废墟,能找到甜菜根就算不错了。士兵袋中的面包干碎裂、霉变,吃下肚有害健康。进入奥地利境内,一些村子虽有人烟,却对俄军没什么好脸色。最后,派往前方的侦察兵发现一处庄园有存粮,还有蒸汽脱粒机和磨坊。团里一位精明能干的准尉安排非战斗人员忙碌起来,用附近大量生长的啤酒花做面包,足够满足未来若干天的口粮需求。“奥地利庄园管家目睹俄国人烤面包的速度和组织性,询问这套流程是不是俄军条令里规定好的”。
20世纪初士兵吃的面包干可不是今人佐茶的那种金色面包干,说白了就是一整条面包切片。如果长期只吃这种东西,人体将缺乏维生素,严重者还会肠道功能紊乱。所以要在前线现烤面包,既用寻常的俄式炉,也有专门的野战炉。
当年的罐头工业已经蓬勃发展。为满足军需,俄罗斯的罐头厂推出多个品种圆柱形马口铁罐头:“炒牛肉”、“焖牛肉”、“肉菜汤”、“肉和豌豆”等。而且100多年前“沙皇的”肉罐头跟苏联的肉罐头不一样,更像现代产品:只取牛后半段和肩胛处的高品质肉进行生产。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制造肉罐头是预先做熟而非连罐焖煮(把生肉块和配料装进罐头再加热)。
俄罗斯陆军条令禁酒,但士兵在特定日子可以获得酒类供应,包括各种节日和纪念日。出于“医疗目的”也准许饮酒。
最后,一个俄帝国士兵的背包内除了各种装备,还有所谓”НЗ”——“应急储备”(一个罐头和一袋饼干)。据尝过的人说:“白面饼干十分可口,鲟鱼肉罐头(整块肉)滋味绝佳。”
那么其他参战国军队呢?
法国士兵份粮从1915年起分为三类:常规、加强(战时)和干燥(应急)。常规口粮包括750克面包(或650克面包屑)、400克新鲜牛肉或猪肉(或300克肉罐头,或210克腌肉/熏肉)、30克油或脂油、50克干燥的浓缩汤精、60克稻米或菜干(四季豆、豌豆、小扁豆、土豆或甜菜根“浓缩物”)、24克盐、34克糖。加强口粮则在此基础上增加50克鲜肉、40克稻米、16克糖、12克咖啡。
这些东西与俄军份粮大致相似,只是用咖啡代替了茶和酒。战前俄军士兵仅节日饮酒(每年十次),战时禁酒。同时期的法国兵则开怀畅饮:起初每天250克红酒,至1915年增加到半升1瓶(或1升啤酒/苹果酒)。战争中期酒类配额达750克啤酒,以激发士兵的乐观和无畏精神。自己掏钱买酒也被默许,结果一到夜晚堑壕就挤满了说不清楚话的醉鬼。此外,法国兵每日份粮还包括15-20克烟草。
前线相对平静地段士兵们对自己的餐食满意度较高。1916年2月,151步兵团一名下士写家信表示:“我们本星期吃了两次带腌猪肉的碗豆汤,两次甜的牛奶米汤,一次稻米汤,还吃了一次绿四季豆和扁豆、一次焖炖蔬菜。都很好吃,甚至可以说美味了,但我们仍时不时责骂伙夫,免得他偷懒。”
英国军队必须用货轮(冒着德国潜艇威胁)从本土运送给养,或在作战国就地采购(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愿转卖给盟友,因为自己本身不够吃)。所以英国兵的口粮比俄军和法军低劣。虽然战争期间想方设法向派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输送了320余万吨食品,但仍不令人满意。
具体而言,一个英国兵的每日份粮除了面包或饼干外,只有283克罐头肉、170克蔬菜。1916年肉食定量也减为170克,但并不意味着天天有,预备役部队三天才吃一次肉,每日3574大卡的热量标准已无法满足。跟德国对手一样,英军也在烤面包时添加芜菁以补面粉之不足。战死的马匹可不敢浪费,基本都吃了。大名鼎鼎的英国茶也越来越有“菜味儿”。为保持士兵健康,英军每天给他们喝黄柠檬或青柠檬汁,豌豆汤则用随处可见的荨麻或其他半可食野草同煮。每天一包卷烟或一盎司烟叶。
2009年去世的英国最后一位一战老兵哈利·帕奇享年111岁,他回忆堑壕战岁月说:“我们曾享过福,喝茶配李子酱或苹果酱。但饼干太硬,简直是喂狗的,我们就给扔了。后来两只失去主人的狗不知从哪跑来,开始争抢饼干,咬得你死我活。我就想啊,唉,真费解……两只畜生在这里为了活下去拼命。而我们两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打的又是什么?”
比起法国“大餐”和俄国饱饭,德国兵的份粮显得尤其寡淡。德国相对较小,又持续两线作战,注定了慢性营养不良。无论从中立邻国进口食品、掠夺被占领土或实施国家粮食专营都无济于事。战争头两年德国农业生产几乎减少一半,不仅平民陷入困境(“芜菁之冬”饿死近80万人),亦对部队后勤造成灾难性影响。战前德军热量摄入标准规定每天3500大卡,1916-1917年竟低于1500-1600大卡。于是“代食品”变得十分普遍:芜菁甘蓝代替土豆、人造黄油代替动物黄油、糖精代替糖、大麦粒或黑麦粒代替咖啡……那些经历过1917年饥荒和1945年饥饿的人日后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比第三帝国崩溃更难熬。
具体来说,德国士兵每日份粮包括:250克饼干、200克肉或170克熏肉、150克罐头蔬菜、25克咖啡。指挥官有权根据情况发放酒类——瓶装啤酒、散啤酒或1杯白兰地。指挥官通常不允许士兵在行军期间喝酒,但堑壕中可以适度饮用。
然而到了1915年底,这种纸面上的定量也难以为继。前线战士甚至连掺杂芜菁甘蓝和木粉的面包都不够吃!份粮的蔬菜也被芜菁甘蓝取代,1916年6月肉食开始不定时配给。和法国人一样,德国兵也抱怨战线附近水质恶劣,甚至泡过腐烂的尸体。虽有过滤水但无法满足需求(一个军用水壶装0.8升,人体每日需要2升),马匹就更别提了。严格禁止饮用生水的规定形同虚设,导致各类本不该出现的疾病蔓延,非战斗减员严重。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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