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一名俄帝国普通士兵的每日份粮如下：700克黑麦面包干或1000克现烤黑麦面包、100克谷物（西伯利亚严寒地区200克）、400克新鲜肉或300克罐头肉（战斗连队每天至少消耗一头小公牛，一年就要几百头）、20克黄油或脂油、17克煮糊糊的面粉、6.4克茶叶、20克糖、0.7克胡椒粉。此外，一个兵每天还能获取250克左右的新鲜蔬菜或20克菜干（干燥白菜、胡萝卜、甜菜根、芜菁、洋葱、旱芹和香芹的混合），主要通过喝汤吃。跟今天不同，100年前的俄罗斯并未普及土豆，即便送至前线也都扔进汤锅当配料了。
宗教斋期内，俄帝国军队的肉食通常以鱼类（鱼干，且多数是河鱼而非海鱼）和蘑菇类（煮汤）代替，黄油则以植物油代替。谷类大量添加到菜汤中，做成了菜粥，当时部队吃的多是二粒小麦、燕麦、大麦和黍米(Пшенная крупа)，稻米极少。
海军则有自己的饮食规定，在保证热量摄取的前提下替换某些食物，比如面包少而通心粉多。舰上供应酒，这一点跟陆军不同，此外为补充维生素会多吃腌白菜或鲜菜。特殊部队如航空兵、装甲兵的份粮也很丰富。
一般而言，士兵的份粮供给由三部分组成：粮食、副食品钱和茶钱，规定以实物形式（即餐食）发放。粮食直接做成饭了，副食品和茶钱则根据部队驻扎地点的市场价格定量采购发放。如此，俄帝国士兵每天餐食总重量接近2千克，摄取热量超过4300大卡，高于后来的红军和苏军士兵水平。茶叶方面，苏联战士定量仅1.5克，如果按照“沙皇兵”的习惯每天三杯，根本不够。
战争爆发后，士兵的份粮起初大增（尤其肉类，每天达615克），但随着战事进入僵持阶段，后勤资源减少，新鲜肉逐渐被咸肉代替。但总体而言，直到1917年革命天下大乱，帝国政府仍能维持士兵餐饮的定量标准，只是品质下降了。用今天的话讲，其中重要原因在于物流困难。路网不成熟，军需官必须算着日子驱赶大群牲畜抵达前线，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运送几十万吨面粉、蔬菜和罐头。前线后勤占用几乎全部铁路运力，进而影响了大城市的民生供应。此外，当年冷藏业刚刚起步，数量庞大的牛肉、鲜菜和谷物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避免运输和储存中腐烂。类似“波将金号”战舰供应变质肉的事情其实经常发生，但并不都是因为军需官懈怠或贪污所致。
连队的行军灶由军需兵采购、管理，通常低级军官监督全过程。而且炊事员（伙夫）和军需兵是根据全连意见民主推选的，连长负总责。指挥部始终密切关注士兵的饮食问题，尽管它们未必能保证供应不断。例如，1916年1月25日第3骑兵军Ф.А.凯勒尔伯爵命令：“鉴于肉食供应减少，我命令各单位负责人采取一切措施，避免餐食品质受影响。要求：红菜汤和白菜汤要飘着一层油，粥里要放足够多的脂油，尤其晚饭的粥不准稀薄。各单位负责人应随时设法储备足够数量食物。”
而且部队允许士兵自己找老百姓买吃的，有些军官甚至明确规定了哪些东西能买、哪些东西不能。
М. И.佩斯特热茨基少将（译注：1869-1941，原帝国军官，参加白色运动“俄罗斯南方武装力量”）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进攻期间士兵无法获得份粮补给。穿行在荒村废墟，能找到甜菜根就算不错了。士兵袋中的面包干碎裂、霉变，吃下肚有害健康。进入奥地利境内，一些村子虽有人烟，却对俄军没什么好脸色。最后，派往前方的侦察兵发现一处庄园有存粮，还有蒸汽脱粒机和磨坊。团里一位精明能干的准尉安排非战斗人员忙碌起来，用附近大量生长的啤酒花做面包，足够满足未来若干天的口粮需求。“奥地利庄园管家目睹俄国人烤面包的速度和组织性，询问这套流程是不是俄军条令里规定好的”。
20世纪初士兵吃的面包干可不是今人佐茶的那种金色面包干，说白了就是一整条面包切片。如果长期只吃这种东西，人体将缺乏维生素，严重者还会肠道功能紊乱。所以要在前线现烤面包，既用寻常的俄式炉，也有专门的野战炉。
当年的罐头工业已经蓬勃发展。为满足军需，俄罗斯的罐头厂推出多个品种圆柱形马口铁罐头：“炒牛肉”、“焖牛肉”、“肉菜汤”、“肉和豌豆”等。而且100多年前“沙皇的”肉罐头跟苏联的肉罐头不一样，更像现代产品：只取牛后半段和肩胛处的高品质肉进行生产。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制造肉罐头是预先做熟而非连罐焖煮（把生肉块和配料装进罐头再加热）。
俄罗斯陆军条令禁酒，但士兵在特定日子可以获得酒类供应，包括各种节日和纪念日。出于“医疗目的”也准许饮酒。
最后，一个俄帝国士兵的背包内除了各种装备，还有所谓”НЗ”——“应急储备”（一个罐头和一袋饼干）。据尝过的人说：“白面饼干十分可口，鲟鱼肉罐头（整块肉）滋味绝佳。”
那么其他参战国军队呢？
法国士兵份粮从1915年起分为三类：常规、加强（战时）和干燥（应急）。常规口粮包括750克面包（或650克面包屑）、400克新鲜牛肉或猪肉（或300克肉罐头，或210克腌肉/熏肉）、30克油或脂油、50克干燥的浓缩汤精、60克稻米或菜干（四季豆、豌豆、小扁豆、土豆或甜菜根“浓缩物”）、24克盐、34克糖。加强口粮则在此基础上增加50克鲜肉、40克稻米、16克糖、12克咖啡。
这些东西与俄军份粮大致相似，只是用咖啡代替了茶和酒。战前俄军士兵仅节日饮酒（每年十次），战时禁酒。同时期的法国兵则开怀畅饮：起初每天250克红酒，至1915年增加到半升1瓶（或1升啤酒/苹果酒）。战争中期酒类配额达750克啤酒，以激发士兵的乐观和无畏精神。自己掏钱买酒也被默许，结果一到夜晚堑壕就挤满了说不清楚话的醉鬼。此外，法国兵每日份粮还包括15-20克烟草。
前线相对平静地段士兵们对自己的餐食满意度较高。1916年2月，151步兵团一名下士写家信表示：“我们本星期吃了两次带腌猪肉的碗豆汤，两次甜的牛奶米汤，一次稻米汤，还吃了一次绿四季豆和扁豆、一次焖炖蔬菜。都很好吃，甚至可以说美味了，但我们仍时不时责骂伙夫，免得他偷懒。”
英国军队必须用货轮（冒着德国潜艇威胁）从本土运送给养，或在作战国就地采购（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愿转卖给盟友，因为自己本身不够吃）。所以英国兵的口粮比俄军和法军低劣。虽然战争期间想方设法向派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输送了320余万吨食品，但仍不令人满意。
具体而言，一个英国兵的每日份粮除了面包或饼干外，只有283克罐头肉、170克蔬菜。1916年肉食定量也减为170克，但并不意味着天天有，预备役部队三天才吃一次肉，每日3574大卡的热量标准已无法满足。跟德国对手一样，英军也在烤面包时添加芜菁以补面粉之不足。战死的马匹可不敢浪费，基本都吃了。大名鼎鼎的英国茶也越来越有“菜味儿”。为保持士兵健康，英军每天给他们喝黄柠檬或青柠檬汁，豌豆汤则用随处可见的荨麻或其他半可食野草同煮。每天一包卷烟或一盎司烟叶。
2009年去世的英国最后一位一战老兵哈利·帕奇享年111岁，他回忆堑壕战岁月说：“我们曾享过福，喝茶配李子酱或苹果酱。但饼干太硬，简直是喂狗的，我们就给扔了。后来两只失去主人的狗不知从哪跑来，开始争抢饼干，咬得你死我活。我就想啊，唉，真费解……两只畜生在这里为了活下去拼命。而我们两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打的又是什么？”
比起法国“大餐”和俄国饱饭，德国兵的份粮显得尤其寡淡。德国相对较小，又持续两线作战，注定了慢性营养不良。无论从中立邻国进口食品、掠夺被占领土或实施国家粮食专营都无济于事。战争头两年德国农业生产几乎减少一半，不仅平民陷入困境（“芜菁之冬”饿死近80万人），亦对部队后勤造成灾难性影响。战前德军热量摄入标准规定每天3500大卡，1916-1917年竟低于1500-1600大卡。于是“代食品”变得十分普遍：芜菁甘蓝代替土豆、人造黄油代替动物黄油、糖精代替糖、大麦粒或黑麦粒代替咖啡……那些经历过1917年饥荒和1945年饥饿的人日后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比第三帝国崩溃更难熬。
具体来说，德国士兵每日份粮包括：250克饼干、200克肉或170克熏肉、150克罐头蔬菜、25克咖啡。指挥官有权根据情况发放酒类——瓶装啤酒、散啤酒或1杯白兰地。指挥官通常不允许士兵在行军期间喝酒，但堑壕中可以适度饮用。
然而到了1915年底，这种纸面上的定量也难以为继。前线战士甚至连掺杂芜菁甘蓝和木粉的面包都不够吃！份粮的蔬菜也被芜菁甘蓝取代，1916年6月肉食开始不定时配给。和法国人一样，德国兵也抱怨战线附近水质恶劣，甚至泡过腐烂的尸体。虽有过滤水但无法满足需求（一个军用水壶装0.8升，人体每日需要2升），马匹就更别提了。严格禁止饮用生水的规定形同虚设，导致各类本不该出现的疾病蔓延，非战斗减员严重。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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