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诗人提襄·塔比泽（1895~1937）1937年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者”、“文艺阵线的破坏分子”和“法国间谍”，同年12月处决。
语言学家、斯拉夫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1876~1937），撰写过二百多种俄罗斯方言学、俄罗斯史学、斯拉夫语文、俄罗斯语法、语法理论、古俄罗斯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933年12月28日在莫斯科被捕，指控他秘密组建“语文学政府”（译注：即所谓“斯拉夫案”，纯属编造构陷）。获刑十年，押送索罗韦茨基特种营。1937年10月9日再次被定罪，10月27日执行死刑。两个儿子次年被枪杀。
尼古拉·彼德罗维奇·戈尔布诺夫（1982~1938），苏联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化学家、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化学委员会科委会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塔吉克-帕米尔”科考队队长，登顶“共产主义峰”。1935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秘书。1938年2月19日被控参与“旅行者和登山者反革命恐怖组织”，9月7日定罪处决。
1927年参加工农红军的兰茨贝格因间谍嫌疑被捕。侦查人员以他曾在布拉格大学念书的经历作为案件主要“突破口”。审讯中兰茨贝格表示，招募他的人是帕拉茨基（捷克史学家，1876年逝世）、加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捷克诗人，1856年逝世），还有一位戈茨·冯·贝利辛根（德国骑士，1562年逝世）。侦查人员如获至宝，将此口供写入审讯笔录。兰茨贝格很快被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判处死刑。1941年4月检察机关复核发现，除了兰茨贝格本人的“奇幻口供”之外，本案再无其他旁证。
白俄罗斯特别军区有一位“红军之家”图书馆长叫博伊科，被控在军人和军属中间传播保密总局禁止的七本书籍。包括：向三级军需官伊雷尤申科提供《苏联民族史》（瓦纳格著）、向军嫂提供小说《路灯下》（尼基福罗夫著）、对军人古谢夫表示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的小说《铁流》是本好书，以及向某军人提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决议》。经过认真细致调查，发现瓦纳格的书1936年出版，保密总局1938年3月27日下令禁止传阅；《路灯下》1937年5、6月份出版，保密总局1939年1月下令没收；如果小说《铁流》在序言中提及科夫秋赫（译注：即“郭如鹤”），则不允许传阅（主角原型叶皮凡·科夫秋赫军长1938年被镇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决议》一书从未被禁止。然而正是由于上述指控，1938年6月29日博伊科遭逮捕，关押一年多。1939年7月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军事检察院复查博伊科案，将他释放。
远东特别红旗军的博格丹诺夫大尉在向德米特里耶夫移交工作的过程中，转交了50册图书，委托后者阅览审查其中是否有违禁内容。德米特里耶夫自己不读，反而找了两名红军战士替他审阅。其中一名战士见书中有1926-1927年版的列宁文选，怀着敬仰之心和求知热望带回兵营拜读。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警惕的军队特别处人员居然从战士床尾箱的列宁文选中翻出“人民公敌”的文章。结果，倒霉的博格丹诺夫大尉被判六年监禁。
年轻的军需官扎巴卢耶夫天生鬈发。某日他对镜梳头，自言自语道：“我这头发长得……简直跟季诺维也夫一模一样。”旁人听见去告密，扎巴卢耶夫被捕。起诉书对他这句话的解释是：“……在指挥人员中间颂扬宣传人民公敌季诺维也夫”（译注：党的元老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934年被捕、1936年处决）。你说这事儿搞笑不搞笑？反正扎巴卢耶夫判了四个月监禁。他已经算幸运了。文盲红军战士别尔金上政治课听完1936年《宪法》，出门就讲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从1924年开始的，而是1936年。他随即被捕，法院判其八年监禁。
工农红军总军事检察长纳乌姆·罗佐夫斯基讲过一桩案子：1938年4月，某红军战士迫切希望改进作战训练的缺点，在连队墙报上表达对射击训练的关心。他为了引人注目，写道：“子弹飞起来不长眼，而且肯定没有明确目标”。这位战士为自己的“幽默”付出沉重代价，被控“张贴反革命标语”，逮捕判处八年监禁。
第14骑兵营副政委В.Н.格里申的“罪名”是：保存一张集体照直到1935年秋天，照片上有“人民公敌托洛茨基”。1937年9月23日基辅军区军事法庭判决营副政委10年监禁、褫夺公权5年。
北高加索军区新罗西斯克兵营，团军校学员博科夫在食堂不小心对其他学员说：“我就不信报纸上讲的，什么苏联技术装备世界第一。美国人、德国人比我们强多了。”镇压迅速降临，国家安全总局下令与当地军事委员会协调行动，立即逮捕四名学员。
空军总检察长、军级干部瓦西里·赫里宾被指控参与“法西斯军事阴谋”，并且同时替5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起诉书称：“调查表明，赫里宾出身贵族家庭，当过帝国军官，从内战第一天就开始了他的反革命、间谍和叛变活动…… 赫里宾从事间谍活动毫无困难，因为他凭借职务便利多次访问德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波兰，并且在苏联同这些国家的代表建立了直接联系。赫里宾绝对有能力转移出卖涉及工农红军航空兵及我国航空事业各方面的情报资料。”1938年7月29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对其剥夺军衔、没收财产，当天执行枪决。
1937~1938年间，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农村大肆搜捕“日本间谍”。他们具体寻找的目标确实很难理解。车里亚宾斯克州仅一宗“日谍案”就宣判了117名农民，枪决99人、18人十年劳改。伊尔库茨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反间谍处负责人А.Н.托洛茨基1938年3月在写给副手Б.П.库里维茨的信中部署大规模逮捕，表示：“要在各个部门展开更多采购”。库里维茨回信说：“已采购900头牛，宰杀切割280头。牲畜正在持续送达，未来3、4天肯定将有1000多头。因此，直到3月10号我都不可能全部杀完。”托洛茨基复信不再使用暗语，直接指示：“你找326个经三人小组判决的一类人员，活着送来——好帮你减轻负担。”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葛罗米柯（1909年生），因撕毁斯大林同志肖像、散布反革命托派宣传称苏联似乎因为斯大林同志的过错才有饥荒和苦役，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穆罕默德·阿里莫夫（1911年生），鄂木斯克人，因在工人中间进行反苏宣传（故意打碎列宁半身像），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谢尔盖·菲奥多罗维奇·杰明（1880年生），科尔米洛夫斯基区人，因贬损领袖声誉、撕毁斯大林肖像、撕毁欠条，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十年劳改。
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科斯托格雷兹，因贬损党的领导人声誉、撕毁领袖像，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1938年10月，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人员通知团政委：“俱乐部负责人、政治指导员雷布尼科夫将被带走”。团政委当然明白他们指的是“逮捕”，立即报告师政治部部长皮斯科留科夫。后者指示赶快召开党委会、开除雷布尼科夫党籍。于是在同一天，政治指导员失去了党籍，全体党员一致投票赞成。次日查明工作上出了错误，雷布尼科夫的党籍必须恢复。当然，全体党员一致投票赞成！
军法官В.博布列涅夫和Л.扎伊卡说，在一份呈报给叶若夫的指挥员名单上，某些原高级军官的姓氏被红色粗铅笔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的工作人员以为只有叶若夫才能划这种红记号，所以必须对“钢铁委员”的“指示”作出反应。他们确实反应了——按照博布列涅夫和扎伊卡的说法，这个误会直接导致二级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韦利卡诺夫、亚历山大·谢佳金和叶皮凡·科夫秋赫军长被捕……（儿按：此说不可轻信）
类似以上这些荒诞乖谬、可笑可恨的案子，当年层出不穷。本文篇幅所限无法逐一枚举……
最后，分享一则斯大林多次讲给身边人的小故事：某教授奚落不学无术的肃反人员，说他根本不知道《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是谁。肃反人员逮捕教授，洋洋得意告诉朋友：“那家伙对我招了！他就是作者！”
（附录）：
联共（布）区委会书记/巴什卡托夫同志
抄送：区执委会主席/克里谢弗斯基同志
特别报告
报告：我们在本地区多个集体农庄发现，常见的苏联词汇甚至领导人姓氏被用作牲畜绰号：比如“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的一匹红棕色骟马叫做“共青团员”。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集体农庄，小马驹绰号“伏罗希洛夫”。在巴热诺沃斯基集体农庄，有一匹叫“斯大林”的马。在“巴什基洛娃”集体农庄，黑鬃黄褐色骟马叫做“雇农”。在“彼得罗夫斯基”集体农庄，棕色小母马叫“女少先队员” ，黑鬃黄褐色小母马叫“女突击手”，小马驹叫“起义者”。在纳济莫夫斯基集体农庄，一些马绰号“女共青团员”、“女少先队员”、“柯秀尔”。（译注：约瑟夫·柯秀尔，苏联政治家，重工业人民委员）
在奥斯佳克斯基集体农庄，一些马匹取名“基洛夫”、“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共青团员”、“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游击队员”和“女突击手”。博格达耶夫斯基集体农庄一匹红棕色骟马也叫“共青团员”。
特此报告上述内容，以采取措施改变这些绰号。
在卡扎钦斯基工人供应处（隶属叶尼赛林木公司），骟马叫“伏罗希洛夫”，甚至有一头叫“克鲁普斯卡娅”的猪。
内务人民委员部叶尼赛地区分局副主任
国家安全中尉（柯罗特科夫）
副特派员
国家安全中士（克拉斯诺波利斯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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