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然闲居

1930年代苏联国内酒精消费水平低于帝制时期，总体来说社会还比较“清醒”。伟大卫国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这一趋势，斯大林要求伏特加作为前线部队必需品每日供应，各类档案也记载了后方官僚和宪兵警察胡吃海喝的问题。

《罗斯之乐·二十世纪》这本书运用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俄帝国和苏联酗酒问题的许多材料。该书作者认为，1939~1945年是苏联酿酒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如前所述，1930年代酒精生产、消费量皆低于帝制时期。1936年国民人均消费伏特加（白酒）3.6升，1913年为8.1升；1935年苏联伏特加总产量3.2亿升，1913年总产量4.32亿升。而且斯大林1936年研究决定提高葡萄酒酿造量、逐渐削减伏特加产量，计划到1941年葡萄酒产量将比1913年提高四倍，而伏特加产量减少1.5倍。其结果：1940年苏联加工了30万吨葡萄，产出1.35亿升葡萄酒，提前完成计划。

在1939~1940年苏芬战争中，情况起了变化。后来鼎鼎有名的所谓“人民委员100克”其实就出现于这段时期而非伟大卫国战争（其时已成为普遍做法了）。缺乏训练、士气低下的军队不仅被政工干部和督战队（从1942年）驱使前进，而且被烈酒烧坏了脑筋。

1939年12月，苏联当局决定“由于卡累利阿和极圈内地区的低温造成部分红军战士冻伤”，从1940年1月1日起为前线指战员额外配发每天100克伏特加、50克脂肪，坦克兵配发双倍量，飞行员用白兰地代替伏特加。

这样就很容易计算出，整个作战期间士兵额定饮用36.5升伏特加（73瓶）。

1941年7月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请求斯大林恢复向前线部队供酒。决定自1941年9月1日开始为红军指战员每人每日配发100克伏特加，逢节庆日配发200克。这些节庆日除传统“红色节日”（5·1、11·7）之外，还包括全苏体育节（7·19）、全苏航空节（8·16）、隶属部队组建纪念日等。米高扬甚至想把国际青年节（9·6）也加进名单，被斯大林否决。

后方部队、前线工程部队和伤员（经医生许可）每人每天50克伏特加。即使严格执行此项“低标准”，一年下来也要饮用18升之多。

1943年4月底又决定停止向部队每日配发伏特加，改为特许供应。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和铁道兵开始享受每天100克伏特加。

1942年红军每月消耗45个铁路槽罐车的伏特加。举前线部队为例，1942年11月25日~12月31日卡累利阿前线共消耗36.4万升伏特加、斯大林格勒前线40.7万升伏特加、外高加索前线（当地供应葡萄酒）120万升。

饮酒的部队事实上变得更勇猛。《罗斯之乐》记载了1943年除夕发生在惩戒部队的一件事：战士们钻进掩体喝酒，感觉意犹未尽。其中某个大胆的家伙匍匐爬近德军壕沟，打入一根拴绳木棍。之后战友把一块写着“我给你们毡靴，你们给我烧酒”的牌牌系在绳端，拽至德军壕沟。德国人果然拿酒来换，很快全连的鞋都不见了。

第二天军官下连队贺新年，却见一群跣足醉汉躺卧掩体地上。军官叫醒全连，命令次日天亮前寻回毡靴。战士们别无选择，趁夜色高呼“乌拉”冲入德军壕沟，只肉搏不开枪，凭着刺刀、拳头占领敌方阵地，随后带着毡靴和几箱酒返回。

部队普遍饮酒同样给政府制造了新麻烦——无政府混乱和反苏行为。每个月都会涌现数十甚至数百名不服管束的士兵。1944年7月2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贝利亚提交斯大林、莫洛托夫、谢尔巴科夫（中央委员会）和安东诺夫（总参谋部）的公函描述了一起（典型）案例：“敖德萨兹纳缅卡火车站。15名喝醉的红海军战士在集市斗殴，其中一人——名叫舍洛赫沃斯特——被警察逮捕关押。一段时间后，一群红海军战士闯入警察局，殴打民警并缴械，释放了13名在押人员，包括根据第58条逮捕的15岁犯人普罗霍洛夫。”（译注：苏联刑法第58条即“反革命罪”）

类似情况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以下是贝利亚的部分报告：

“1944年7月7日西南铁路局达尔尼察站，42759号军列。从列车下来的一群醉酒军官袭击了正押送投机倒卖小贩的民警，解散在押人员。一段时间后，醉酒军官团伙再次痛打一名站岗警察并缴械，闯入警局，殴打缴械，甚至企图向局长米古诺夫头部开枪。列车长科列斯尼琴科中校赶赴现场调解无果。在内务部队的支援下，闹事者被全部消灭。”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斯拉维扬斯克站。民警押送投机倒卖小贩过程中，突遭13名醉酒红海军战士持枪威胁、殴打，并将查没物品归还给小贩。其中一名红海军战士——梅利尼克——用手枪射击重伤一名民警头部，又击伤另一名内务部队中士。该梅利尼克暴力拒捕，当场击毙。其余红海军战士被拘留。”

（儿按：这两个案例中，“闹事者”或许是出于对所谓“投机小贩”艰难讨生活的同情而动手，未必单纯酒后寻衅。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径直揍警察却不打平民）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红军’站。一列载有200名投机倒卖小贩和红海军战士的列车进站，停稳后即被特遣队工作人员包围。投机小贩和红海军战士悍然反抗，殴打两名工作人员。内务部队战士被迫使用武器，导致小贩3人死亡、1人受伤。暴行煽动者红海军战士柯西诺夫、科尔舒诺夫等人被捕。事后查明，红海军战士在途中敲诈勒索，从小贩处获取食品和自酿酒，并承诺保护他们免遭警察抓获。”

与前线相反，战时后方酒类匮乏。烈酒只发给政治积极分子，比如“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每月可领到：几米粗布、一块洗衣皂、一千克盐、一升煤油、两瓶伏特加。

当然，即使在战事艰难的饥饿岁月，藏身后方的官僚们也不会亏待自己。例如34岁的武器人民委员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有资格享用烈酒美食，所以：“1942年6月6日向人民委员的别墅交付3瓶伏特加、8瓶精选红酒及香槟酒、1箱啤酒、黑鱼子、香肠、鲟鱼、甜瓜干、柠檬和成套巧克力”。

1942年9月，车里雅宾斯克女居民罗戈夫斯卡娅致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罗扎利娅·捷姆利亚奇卡，信中称：“我在市中央食堂工作两个月期间，亲眼目睹了建设人民委员部、联共（布）州委、州执委举办的各种宴会。如今每一克粮食都贵如黄金，车里雅宾斯克市的领导们身处大后方，不愿共同承受战争之苦。前线血流漂杵，而我们这里，流的却是伏特加。”

于是党中央派员调查车里雅宾斯克干(zhū)部(tóu)队伍究竟胡吃海塞了多少好东西。结果发现，在1942年6月1日~10月7日举办的四次宴会中，共吃：680千克面包、616千克肉、122千克干酪、102千克酸奶油、84千克奶油、77千克红鱼子，喝：535升伏特加、133升红酒，外加甜食：135千克大蛋糕、108千克冰激凌、1514个小点心。

读者朋友，你认为该怎样惩罚车里雅宾斯克的蝗虫们？宴会组织者、车里雅宾斯克市执委会代理主席В.Д.巴甫洛夫因“丧失党员警惕性”被宣布严重警告处分，罚款3000卢布（估计这厮今后不会在人前暴饮暴食了）。其他同僚？没事儿！

随着战事顺利，胜利临近，当局开始向后方慷慨供酒，但基本限于干部和专家队伍的中高级成员。按照人民委员部统计，1945年1、2月份的伏特加配发情况如下：交通运输部门2.5万升、航空部门1.3万升、煤炭部门1.8万升、有色金属部门1.4万升……

1942~1944年苏联新建26(!)座酿酒厂，超过1920~1930年代的新建总数。卷烟厂同样发展迅速，1945年比1940年增加了22%（与之相比，糖厂减少79%、面粉厂减少49%、肥皂厂减少67%）（译注：毁于战火）。

在零售商品结构中，1940年“伏特加”一项仅占11.8%，1943年已占25.1%，1945年占35.1%。

研究者总结道：“伏特加对战时和战后社会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负面后果，最重要的是大批原本不饮酒者开始贪杯，包括几百万女性和青少年。1920~1930年代上层人士中的清教徒主义被新生贵族的官阶特权体系所取代……”

另外，伟大卫国战争后伏特加的绝对价格（相比平均工资）大幅上涨，当局开始从嗜酒者口袋里榨取钱财。有研究者指出，1939年平均工资331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卢布15戈比；1947年平均工资500~1000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0卢布。也就是说，1939年的收入能买50瓶伏特加，而1947年即便最高水平（1000卢布）也仅能买16、17瓶而已。

醉酒狂热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成为常态，即使战后也未彻底清醒。今天的俄罗斯仍在承受其后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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