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检察院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Л.Р.舍依宁关于审判Л.В.尼古拉耶夫等С.М.基洛夫遇刺案诸被告的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安委主席И.А.谢罗夫的声明
1956年
针对И.А.谢罗夫和П.В.巴拉诺夫同志向我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大约在1934年12月中旬，前任苏联总检察长И.А.阿库洛夫告诉我，他与副手А.Я.维辛斯基将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前往列宁格勒，办理尼古拉耶夫等人案件移交法院的手续，此案已由НКВД侦查机关办结，并要我也随行。
抵达列宁格勒后，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对诸被告进行了简短的重审，我则进行记录。这些重审纯粹是形式性的，持续20-30分钟，期间叶若夫和科萨列夫代表的中央委员会也在场。重审内容仅限询问被告是否确认其向НКВД机关供述的供词，以及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由于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法律，案件移交和重审进行得十分仓促。
所有这些工作三天之内都完成了，之后根据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的指示我前往莫斯科，未参加庭审。
我记得在对尼古拉耶夫进行重审时，他给我的印象仿佛是个身心退化者——瞳孔扩大，言辞做作，嘴角流唾沫。尽管他能理智回答问题，我还是问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是否应该进行医学鉴定，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回答说没必要，叶若夫和科萨列夫则对我的提议报以嗤笑。
据阿库洛夫所言，我们抵达列宁格勒之前斯大林同志曾亲自审讯过尼古拉耶夫。
随后维辛斯基自行起草起诉书并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在获得他的批准后正式签署。此事是维辛斯基亲口告诉我的。
审判结束后（我未出席），维辛斯基告诉我，尼古拉耶夫在执行判决前对阿库洛夫说：“我可是揭发了这些坏蛋啊。”阿库洛夫答：“你自己就是坏蛋，杀害了一位革命领袖。”
НКВД侦查员向被告出示案卷，之后被告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06条声明已熟悉自己的案件。也就是说，安排好的程序是每个被告仅阅看自己的案卷，其中包括他本人的供词和针对他的供词。另外，法院书记员在递交起诉书时通常会询问被告是否有额外申诉。
对于梅德维德案与其他НКВД工作人员案，以及涉及鲍利索夫之死的事件，检察机关未获准重审这些案件的任何证人和被告，因为有指示称НКВД将自行处理其工作人员。
最后我要指出，鉴于此案的特殊性，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严格执行了斯大林同志的一切指示，他详细过问了案件的所有细节。我是从二人的话语中得知这一点的。
Л.舍依宁
（Л.Р.舍依宁，布留索夫斯基街7号3户，电话592550）
校对员：布格罗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1.页码143-144）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原副主席И.О.马图列维奇关于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
1956年3月21日
伊万·奥西波维奇·马图列维奇先生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本人并不完全了解Н.С.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但从与同志们的交谈中零星得知，Н.С.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提及С.М.基洛夫遇刺案，使人对刺杀С.М.基洛夫的真实动机产生极大怀疑。
我作为曾参与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的法庭成员，在今天目睹了以“人民公敌”之名对我国最优秀人士进行血腥迫害的可怕景象的背景下，经过详细思考，回忆起我能记得的关于С.М.基洛夫遇刺案及其他“人民公敌”案的审理过程，我认为有责任将我记得的关于С.М.基洛夫遇刺案审判的一切说出来。
具体日期我已记不清，大概是在去列宁格勒（1934年12月）之前不久，时任军事审判庭主席乌尔利希在办公室召见我和（如果没记错的话）军事审判庭成员雷奇科夫，告知我们：他刚刚与维辛斯基一同面见了斯大林，并从斯大林那里接到指示：立即去列宁格勒审理已侦查终结的С.М.基洛夫遇刺案，庭审将是非公开的，甚至规定了期限——必须两天内完成。
我认为，如果我说法院在审理这些“特殊案件”时受到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就像在其他方面也受限制（如量刑决定、无证人出庭）一样，并非出于业务考虑，而是出于卑劣动机——应该是没说错的。
维辛斯基随同审判庭成员去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从开庭到宣判一直在场。
在审理过程中，我记得审判庭成员对下列问题感觉困惑。
1.根据案卷材料记载，С.М.基洛夫遇刺前不久，凶手尼古拉耶夫曾被НКВД外勤监视部门逮捕并扭送列宁格勒НКВД值班处，而且我记得在搜身尼古拉耶夫时发现他携带武器和写有基洛夫同志从州委到住处路线的纸条，也可能是从住处到州委，具体记不准了，尽管如此，尼古拉耶夫不久后仍被释放。
关于尼古拉耶夫被释放一事，法庭曾产生疑问：为何要放走如此可疑的人员？当时我们就感觉有问题，当然，那时候我们还远未料到这可能是挑拨离间的结果，而认为可能是混入НКВД的敌人所为。但今天回过头看，尼古拉耶夫获释的理由被编造得如此巧妙，以至完全打消了我们的疑虑。
案卷材料指出，释放尼古拉耶夫是列宁格勒НКВД部分工作人员失职与疏忽导致。列宁格勒内务局长梅德维德等一批负责人员由于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玩忽职守被撤职，其中一些人上了法庭。列宁格勒内务局长及其他人员最终被军事审判庭判决有罪。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调查内务局长梅德维德的案子，也许有助了解和查明С.М.基洛夫遇刺的原因及真相。
通过分析上述情况，我认为尼古拉耶夫获释并非因为有人犯罪性质地玩忽职守，而是被故意释放的。
2.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在С.М.基洛夫遇刺案中受审的另一被告科托雷诺夫不承认自己参与谋杀基洛夫。庭审结束之际乌尔利希问他在宣判前是否有话要说，科托雷诺夫请求给他一点时间思考，被允许。当时我们都认为，科托雷诺夫似乎想向法庭坦白认罪。
重新开庭一段时间后，乌尔利希问科托雷诺夫想对法庭说什么，科托雷诺夫回答：他不能再说什么了。
今天回忆这一情节，我想到：科托雷诺夫在НКВД的审讯期间可能不了解С.М.基洛夫遇刺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某些重要情况原本打算当庭讲出，但最终没讲。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从科托雷诺夫的神情来看，他在是否对法庭说些什么的问题上经历了内心斗争。
3.关于НКВД一名工作人员即С.М.基洛夫贴身警卫员之死，案卷材料记载死于车祸。在审理基洛夫遇刺案时并未深入调查该НКВД工作人员之死。然而在协商室曾提过这个问题，但当时讨论的重点仅仅是НКВД工作人员为什么允许发生这种事故、竟然未保护好这样一位关键证人。
如今将所有事实综合考虑后，可以得出明确结论：车祸是蓄意策划的，目的就是要除掉对他们十分危险的С.М.基洛夫遇刺案证人。
4.斯大林知不知道С.М.基洛夫遇刺案的庭审进展？毫无疑问他知道，因为维辛斯基亲口说过他亲自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庭审进展，而且在庭审结束、宣判之前，乌尔利希也亲自给斯大林打过电话，获得了对被告量刑的指示。
5.我想提请党委注意以下情况。军事审判庭前主席乌尔利希逝世后，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开启乌尔利希家保险柜查封了他的私人信函，所有被取出的信函都被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封存。据我所知，乌尔利希保存了他本人经手的全部审判记录，而且我确实知道他留有一份（但我无法具体指明是哪一份）斯大林亲自批改过的判决书草稿，我觉得应当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找乌尔利希的这份档案。
如果没记错的话，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查抄乌尔利希个人档案时，军事审判庭秘勤处负责人马祖尔上校就在现场，他应该记得查抄乌尔利希个人档案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姓名。
以上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关于С.М.基洛夫遇刺案庭审过程的全部情况，以及我对这些事实的评价，这些事实令人怀疑刺杀基洛夫是否受了莫斯科中心的指使，正如后来在其他审判中搞清楚的——受了联合右派托洛茨基中心的指使。
无论我们多么希望相信并非如此，但С.М.基洛夫遇刺案和许多其他庭审案件——忠于党和人民的无辜者因这些案件蒙冤屈——的事实都表明，С.М.基洛夫之遇刺是基于同样阴险且血腥的原则——诛杀斯大林不喜欢的每个人。
如果我的上述声明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С.М.基洛夫遇刺的真实情况，我将认为本人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公民责任。
最后，我不能不多少说几句关于自己的话。
我在军事审判庭任职26年，除了卫国战争年代赴前线短暂中断，战后我又回到军事审判庭。
在我担任军事审判庭成员期间，我和其他同事一道审理了经过斯大林批准并明确指示应对被告人采取何种惩罚的大量案件。这些案件大多跟1937-1938年有关，那时整个国家弥漫着反苏阴谋和恐怖集团活动的氛围。我受了这种敌人遍地的狂热影响，对斯大林怀着无比信任，我认为自己正在执行铲除敌人巢穴的重大国家任务，我必须坦白说，当时我为党赋予我这项责任重大的任务——清扫国内的人民公敌——感到自豪。
如今，党揭露了一切阴险狡诈和背信弃义的行径，这些行径不仅曾使我们国家，甚至使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深信不疑，我，这个为党和我国人民服务四十年的人，诅咒斯大林，他的背叛让我双手沾满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最优秀儿子的鲜血。
我因为自己的盲目而受到党的严厉惩罚，被开除党籍。我是1915年作为一名青年工人入党的，身为党员，我力求忠诚履行我的党务和工作职责。
无论我在失去了心脏——失去了党籍——的情况下活得多么艰难，我灵魂深处仍是那个四十年的布尔什维克。
马图列维奇
校对员：А.库兹涅佐夫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25.页码103-107）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原书记员А.А.巴特涅尔关于1934年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6年3月22日
苏密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巴特涅尔（原苏共中央委员1932-1946）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关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1934年审理С.М.基洛夫被恶毒刺杀一案，我所知晓的如下。
1934年12月，军事审判庭主席乌尔利希任命我为本案庭审书记员。为了让法庭提前审阅案卷材料，在列宁格勒内务局（УНКВД）大楼内准备了一个房间。我看到许多НКВД工作人员在这栋楼的走廊东奔西走，显得有些慌乱。НКВД机关出具的案卷材料并非一次性经过检察官维辛斯基之手送交乌尔利希，而是分批送的。由于这种送交方式，乌尔利希非常焦躁不安，此乃我亲眼所见。遵照乌尔利希的命令，我需要将起诉书副本送达尼古拉耶夫。НКВД工作人员来到乌尔利希处，护送我穿过大楼走廊，进入一间十分宽敞的办公室，说等一会儿把尼古拉耶夫带过来。他们离开后我独自留在办公室。片刻房门打开，一群工作人员（约4—5人）押送一名被捕者走进来，他身材矮小，头发浓密蓬乱。这群人给我的印象仿佛一团乱麻冲进房间。队伍前方的一名工作人员倒退着往我这边的桌子移动，同时抓住被捕者。走到桌前时，工作人员让被捕者坐椅子，把他紧紧围住。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和被捕者都气喘吁吁，就像刚跑完似的。尼古拉耶夫本人给人的观感是精疲力竭（我找不出别的词形容）。他不停地环顾四周站立的工作人员。我告诉他我是法庭书记员，简单询问他的基本信息（姓、名、父称、出生年份和出生地），确认被捕者就是尼古拉耶夫。我让他在送达的起诉书副本上签字。他签了，并将副本放入自己衣兜。尼古拉耶夫随即被带走。我向乌尔利希汇报送达起诉书的全过程，表示据我观察，押送尼古拉耶夫的工作人员似乎很担心他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举动。
次日在军区军事法院楼内开始庭审。关于被告在庭审中的表现，虽然我很想，但如今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了。他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记录在庭审笔录。我记得被告席对面墙上挂着С.М.基洛夫的巨幅画像。每次休庭期间押解人员都会将被告带去另一个房间。但那个房间内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因为我没进去过。法庭上坐满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列宁格勒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代表。检察官维辛斯基全程出席庭审。
我清楚记得，乌尔利希宣读判决后尼古拉耶夫喊叫：“太残忍了！”，曼德尔施塔姆请求维辛斯基允许他见亲属一面。我忘了是谁起草的判决书。
关于询问我的问题，答复如下：就我对乌尔利希的了解，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始终害怕破坏与НКВД机关的关系。当然他从未直接这样说过（我只是个辅助人员），但从他的行为和某些言辞中能够察觉到这一点。
我的住址：古比雪夫街10/2号，3户
工作地点：莫斯科库尔斯克火车站，可通过站长找我
巴特涅尔
校对员：А.库兹涅佐夫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25.页码108-109）
А.Д.格尔亚切夫关于1934年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情况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6年3月25日
莫斯科市
围绕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1934年12月28-29日审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恶毒谋杀案（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案）的情况和情节，在我记忆中如下。
1.首先，恶毒谋杀的事实本身激起了我和全体苏联人民对凶手的愤慨。根据当时报纸描述的谋杀情节，根本无法认为这是一次偶发案件，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是某个反苏集团有组织的行动。
当得知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前往列宁格勒调查遇刺案的情况，因为列宁格勒州НКВД似乎未能做好本职工作，使其具有了非政治性质，我清楚地意识到，1934年12月1日事件背后必有反革命分子策划操纵，看来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1929年清党时，我是清党三人小组主席，见识了某些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对党恶意极大）。另一方面，这一情况（政治局成员赴列宁格勒）也表明，对该案的初步调查是以党的方式客观进行的。
2.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的审理过程颇为特殊。在庭审现场，以及法官休息室和商议室，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副局长叶若夫和苏联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始终在场。凡涉及庭审的问题——从怎样开始到怎样推进，都是乌尔利希、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共同商量决定的。
与莫斯科保持着持续电话联系，叶若夫、乌尔利希和维辛斯基多次进入另一房间跟莫斯科通话，我认为他们的通话对象是斯大林。具体内容我没听见，至于乌尔利希是否与我们这些法官分享过跟莫斯科通话的结果，我现在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乌尔利希曾两或三次出去接打电话。
本案在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院审理。
3.要回忆哪个被告在法庭上说了什么——谁否认自己的罪行、谁完全或部分承认罪行——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很困难了，但可以翻阅庭审记录准确查证。我唯一能够凭记忆断言的是，看来每位被告都在法庭上确认了他在预审阶段的口供，否则案件将被驳回。
同时我还记得，被告尼古拉耶夫在开始法庭陈述时试图赋予С.М.基洛夫遇刺案一种非政治的、个人动机的性质，坚称他出于个人原因实施谋杀。直到乌尔利希庭长提醒他在预审阶段的口供，尼古拉耶夫才开始确认自己的证词。我当时认为被告尼古拉耶夫在供述上的动摇是企图减轻自己罪责。
4.此次审判的特殊性还体现在：案件庭审调查结束后，判决书并不是由法庭全体成员起草，而是签署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判决文本。乌尔利希是否参与了判决文本的起草我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法院成员签署的判决书是从莫斯科发来的，并由叶若夫（最可能）或维辛斯基转交法庭。（这些细节我记不清了）
1935年1月15日-16日同样在列宁格勒审理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第一起案件中，又重复了审判员在预备好的判决书文本上签字的做法。
1945年斯摩棱斯克审判德国恶棍案同样是这一套程序。所以我曾三次参与这种庭审——法院的判决不是由法庭成员在合议室起草，而是由上级机关下达。
（译注：斯摩棱斯克审判指的是1945年12月针对十名被指控在斯摩棱斯克州犯下战争罪的前国防军和党卫军人员进行的审判）
5.审判列宁格勒州НКВД工作人员（梅德维德等人案）时我不是法庭成员，但以旁听者身份出席了庭审。据我回忆，被告人被指控未尽到职责，导致С.М.基洛夫遇刺，失职的证据之一是，案发前几天Л.尼古拉耶夫曾在С.М.基洛夫每天乘车途经的大路上被逮捕，当时他随身携带武器，但НКВД工作人员却未进行处置便将其释放。此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还被指控导致一名在С.М.基洛夫遇刺当天执行警卫任务的人死亡。这次审判让我对列宁格勒НКВД工作人员心生同情，因为我觉得既然凶手能够自由进入С.М.基洛夫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就难以防范并阻止暗杀。我记得我甚至将此事与1881年沙皇遇刺的历史事件作对比——尽管沙皇受到严密保护，仍未能阻止暗杀。也许我的想法太天真了，但审判给我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能回忆起的，关于审理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因恶毒谋杀С.М.基洛夫被判有罪一案值得关注的事实和个人印象。
斯大林去世后，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中间流传一种说法，谓С.М.基洛夫是被尼古拉耶夫出于个人动机而非政治原因杀害的。这种推论与我记忆中尼古拉耶夫在庭审初期的供词相吻合。当时我就想斯大林是否可能利用这起私人恩怨引发的刺杀，赋予其政治色彩，利用它来打击党内反对派、清算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和布哈林派。如果这种做法有利于我党、我国，我曾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可我从未想到，也无法想象，会是斯大林亲自策划暗杀С.М.基洛夫，更无法相信他会在工作中采用阴险狡诈的手段，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这种猜测的依据，我也只能通过报纸和党的会议来了解党内和国内情况。
А.Д.格尔亚切夫
1915年起苏共党员，党证编号00102146（残疾退休者）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25.页码110-112）
НКВД列宁格勒作战团退役者К.С.古谢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И.А.谢罗夫的声明
1956年4月2日
谢罗夫同志
来自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古谢夫，家住加里宁格勒州科纳科夫斯基地区莫霍沃耶村35号
声明
1933年11月-1935年11月本人曾在列宁格勒НКВД第三作战团服役，先是列兵，后来成为排长。该团负责保卫列宁格勒市政府设施，包括斯莫尔尼宫。
1934年12月28日我与我团其他战友一起被指派看守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团伙的被告，并在审判期间看守尼古拉耶夫。
他被安置在毗邻会议厅的单独房间。除我之外房间内还有两名我不认识的НКВД工作人员，其中一人大约40岁，体胖，似乎是乌克兰族；另一人约28-30岁。此二人一直在与被告尼古拉耶夫交谈，而我则被禁止跟他说话。我和一名战友（姓名忘了）每两小时一换岗。
尼古拉耶夫不时被传唤到法庭上，两次哭着回来，有一次几乎处于半疯狂状态，自言自语念叨着：“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现在他们会叫我恶棍！全完了！”之类的话。
出于某种原因，他始终坚信自己只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3、4年（他是这样说的），而且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很快就会被免刑释放。
在场的两位工作人员一直附和他、安慰他，鼓励他相信从轻发落，尤其那位年长的工作人员。
每隔10—15分钟几乎必定有一名身上无徽章的陌生军人进屋，他关照尼古拉耶夫的状态，给两个人下指示（低声耳语或在门外），并且也鼓励尼古拉耶夫的信心。
庭审结束，宣读判决书时，尼古拉耶夫被双手反绑押进来，嘴里反复念叨：“难道是这样！不可能！不可能！”之后就沉默了。大楼警卫长猛拍他肩膀对他说：“你个狗娘养的，不该枪毙，应该分尸！你知不知道杀了什么人？！”
可是尼古拉耶夫并没有像庭审时那样哭泣，表现平静，一言未发。
我们离开之前，有人警告我们要对所见所闻保密，否则也按照第58条治罪。我整整沉默了21年。无论当时和现在，我的印象始终是：尼古拉耶夫只是某人意志的执行者。而且这不仅是我自己的看法。
苏共党员，党证编号02846150，К.С.古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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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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