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列布·古谢夫
1.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我统一称呼他“祖父”。
1971年夏天，一位大谋士走进祖父办公室。大谋士没戴白色尖顶帽，穿一身高级进口西装，微微闪着金属色泽，很符合当年时尚。
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办公室就是今天的市长办公室，但祖父仅在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外国人进城时才以“市长”身份接待。他的办公室没有缎面屏风，没有粉红绸包钉软凳，更没铺条纹山羊皮。远处墙边放一张办公桌，左手电话桌搁着转盘电话、高频电话和其他设备。跟它相连的是会议桌，外加几把椅子和一条长沙发。窗外就是赫雷夏蒂克大街，站在九楼放眼望，苏联城市风光尽收眼底：栗树开花，琥珀色车顶红色车身的无轨电车沿着永不拥堵的中央大街行驶，花坛种满红罂粟，旁边的售货亭卖冰激凌——好一派二十世纪正午景象。
大谋士的黑色伏尔加悬挂党中央车队号牌，他顶着正午骄阳来访，直奔祖父办公室。此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微笑自称姓“尼姆库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哪里人氏？列宁格勒。什么工作？研究“保密课题”。
每天都有陌生人求见祖父，一律请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尼姆库斯看起来不像受了屈的上访户，所以祖父问他要证件更多基于习惯而非怀疑。
尼姆库斯不慌不忙，用修剪整齐的两只手摸索衣兜，略带自嘲笑了笑，说在宾馆换过衣服：
— 您瞧，我从莫斯科飞来，路上西装弄皱了。我在中央宾馆有个房间，他们不提供熨衣服务，说要自己熨，我还真不习惯呢…… 哦对了，彼得·斯捷潘内奇·涅波罗日尼让我问您好。
拉关系套近乎，没有比提及共同朋友更好的方式了。祖父与苏联能源和电气化部长、科学院通讯院士涅波罗日尼共事二十年，1950年代修筑卡霍夫卡水电站，祖父当工地主任、涅波罗日尼当总工程师，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你说巧不巧，那天祖父正要给他打电话，所以对尼姆库斯点点头，伸手拿起高频电话拨莫斯科号码。
“院士”继续自顾自说着：
— 我的朋友早就介绍过您，对您评价很高，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着急给谁打电话？
2.
祖父七十多岁的时候脑力依旧惊人，能随口叫出半个世纪前打交道的人名，轻松记起谈话日期、内容和他年轻时代的琐事。比如1941年秋天一个德军无线电报务员闯进彼得罗夫斯基矿区（今顿涅茨克）附近他们家，此人上衣口袋撕裂了。战后几年他在基辅建筑工程学院念书，有天拿一条干硬大面包回宿舍，抡锤子敲了半个钟头。学院毕业后到卡霍夫卡水电站工地上班，不慎压坏大领导的皮衣，差点儿丢工作。
在官僚主义缩写词占上风的国家，在州委、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多如牛毛的国家，在企图把生活硬塞进五年计划钢模子的国家，在通过把经济肢解成畸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供应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来创造乌托邦的国家，一个人若想在党内或生产单位官运亨通，党内的必须洞察力敏锐、紧随总路线左右摇摆、履历表清楚明白、拍马屁永远比别人更快更响，生产单位的必须完成指标。
年轻的祖父满怀共青团员热忱，瞧不起领导的异想天开。他在卡霍夫卡水电站平步青云，从工地主任一跃成为赫尔松建筑工程托拉斯负责人。他诚心相信共产主义并入了党，但由于个性执拗，原本会被“晾”在赫尔松若干年。岂料1961年3月13日上午一股泥浆洪流席卷基辅市库列涅夫卡区，冲毁几百间公寓和私宅，淹没体育场和电车总站，传闻1500多人罹难。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事故原因：泥浆来自溃坝的砖厂蓄水库，十年间持续冲刷娘子谷支脉。祖父未发表的回忆录里提到一个细节：市政当局之所以引泥浆入娘子谷，原因之一是阻止那些挖掘乱葬岗偷死人珠宝的盗墓贼。
事故损失惨重，基辅的建设者们集体遭殃，一些人被谴责，一些人被发配，又从外地挑选参加过“共产主义大工程”的人支援共和国首都。当年叫做“加强干部队伍”。
于是祖父就被“加强”进臃肿的“基辅建设总公司”。该公司1960年代规模庞大，雇员四万多，到这儿工作远超祖父预期。回忆录没写他怎样认识祖母并结婚的，反而写了不少关于建造板式公寓和铺设快速电车轨道的内容。一年后祖父当上总工程师，又一年荣升公司负责人，时年36岁。
看来祖父深爱建筑这一行，只喜欢跟党领导唱反调。有一回尼基塔·赫鲁晓夫视察基辅，二人言语交锋——总书记打算教祖父铺砖，祖父敢于反驳总书记。对话内容保存至今，但我想读者不会感兴趣。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天资聪颖，然而就像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陶伯曼所言：他太自负了，听不进不同意见。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继任。乌克兰大老板彼得·谢列斯特（译注：第一书记）在这场宫廷政变中发挥重要作用，首都市长换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曾当面顶撞“废帝”的我祖父，1968年安排祖父当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四年后谢列斯特被免职，远道来了勃列日涅夫亲信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
总之，祖父接管市长办公室，天天对着三张桌子、一部转盘电话，以及俯瞰街道的玻璃窗。他说自己从本市首席建设者变成了首席看门人。
但这话不可全信——大谋士怎会找看门的交朋友。
3.
祖父打给能源和电气化部长的电话没接通。尼姆库斯“院士”热情握手告别，钻进伏尔加走了。祖父第二次见他是一个月之后，他挽着基辅“晶体”厂新厂长的胳膊，要求尽快在市中心给这位厂长分房子。作为回报，尼姆库斯许诺友情和业务协助。
这就是苏联式市场。谋划苏维埃乌托邦的人名义上废除了市场，实际只是改换头面。任何地方都有讨价还价，任何东西都可以讨价还价。基辅跟莫斯科讨价还价，市长跟部长讨价还价，建筑公司总经理跟工厂厂长讨价还价。至于讨价还价的对象，包括人员、职位、奖金、国外出差、削减指标的可能性、通往关键办公室的门路、黑色伏尔加车“靓号”、高级宾馆房间、闪耀金属光泽的进口西装和市中心位置政府公寓。“金钱”被另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取代，俄罗斯学者西蒙· 科尔东斯基称之为“行政货币”，即批示、命令和签字。
官方表面上禁止这种讨价还价。可若缺了它，半聋半瞎、庞大迟钝的计划经济就寸步难行。倘有人凭借个性魅力和直觉在这场冒险游戏中求富贵，那也真没什么好奇怪的。
尼姆库斯借口参加重要会议先走了。祖父向“晶体”厂厂长打听此人情况，厂长说在莫斯科见过尼姆库斯。部里开完会，他到宾馆餐厅吃饭，一位列宁格勒同事介绍“院士”跟他认识。尼姆库斯身边陪着一位“某部队”将军，趁后者短暂离开，尼姆库斯抱怨自己被这讨厌家伙时刻紧盯，烦死了。最近厂长刚履新没多久，“院士”跑来基辅找他“看样品”。
—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房子的事情……
4.
祖父2014年7月逝世，那天基辅市中心大火基本扑灭，城东仍烈焰熊熊。身后遗下几千张老照片，内容几乎一样：多如牛毛的某某州委某某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某某单位主任、副主任。这些五十来岁农民脸微胖男性身穿西装和大衣，卡拉库尔羔羊皮帽下露出未染过的白发，有人翻领别党徽有人没别，各自手捧花环、剪断彩带，鼓掌挥臂、行礼如仪。
照片中的祖父比他们年轻10-15岁，恭立旁边某个位置，跟着捧花、剪彩、挥臂、鼓掌。我真不知道他何能挤出时间忙工作。祖父担任市长十一年，基辅新建多个住宅区，莫斯科夫斯基大桥和中央民事登记处竣工，改造奥林匹克体育场，奥波隆区地铁线通车。关于这条地铁，原计划从波迪尔区明挖，祖父发现这样干的话，萨盖达奇内街（译注：当时叫日丹诺夫街）房屋就统统保不住了，遂力排众议指出毁坏历史建筑属于野蛮行为。此街至今完整。
某种程度上讲，对建筑事业充满热情的祖父是幸运的。1950-1960年代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找工作，急需大量公寓。党已经宣布住房是共产主义来临的先决条件，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能谅解“盖房专业户”的执拗。
但执拗终于导致祖父1979年被免职。他曾制止基辅州委第一书记齐布利科在圣弗拉基米尔山顶建州委大楼，否则这栋楼就形同骑在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脖子上。他还不让基辅市委第一书记波特文拆除大食堂，阻拦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把比萨拉比亚市场改成游泳池。
我正在看祖父留下的一张合影，已被遗忘的停滞时期苏维埃乌克兰大员们：齐布利科、波特文、卢塔克、瓦琴科与谢尔比茨基在基辅火车站迎接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个个白发苍苍、眉如卧蚕、喜笑颜开。
5.
大谋士最终阴沟翻船纯属意外。他太喜欢政府交通工具了，找列宁格勒州委要车、要司机，飘飘然去湖边休息三天。结果司机没来车也没来，手铐来了。办公室主任一番调查，给克格勃的熟人打个电话，“院士”立即原形败露。
此人持伪造身份证件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入列宁格勒，目眩神迷、想入非非，冒充“部长”、“主席”名头耍花枪，暗示自己从事说出来吓死你的“保密课题”，先骗一套公寓，至于保留证、入场券、宾馆客房和小轿车之类何足道哉。
大谋士走遍苏联各地巡回表演，明目张胆入住忽悠来的宾馆，三餐全靠国防工厂经理付账。在他行骗的几年间只有两个人问他要过证件：莫斯科克里姆林会议宫的女话务员和我祖父。
而且“尼姆库斯”这个姓也是祖父虚构的，因为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谋士仍在世。此人既像一块活化石，又像另一个时代的幽灵。那个时代欧洲广场叫“列宁共青团广场”，“第聂伯”宾馆中途停工，底层沦为公共厕所。1964年夏天祖父陪某部委某同志去视察，俩人捏鼻子爬上三楼一看：徒有四壁而已。六个月后祖父展示第一个“样板间”，九个月后全部房间投入运营，五十年后“右区”把他们的总部设于此处。
苏联曾经稳固如山，却最终被自己体重压垮。苏维埃乌克兰死矣，撇下计划经济、腐败和热衷官方意识形态的烂摊子……以及对一个未实现的乌托邦的模糊记忆。
从不拥堵的赫雷夏蒂克街小车飞驰，花坛红罂粟娇艳，冰激淋亭子人声鼎沸。二十世纪的正午，祖父四十四岁。
（弗拉基米尔·古谢夫1968-1979年担任基辅市市长，经历五位总书记，亲眼见证苏联解体。）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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