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德华·安德柳申科
“三次大战”和“千口棺材”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义务向国家领导层汇报民众对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看法。1979年12月末——即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国安部门集纳民间反应的第一份报告已呈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案头。次年1月份又连续提交三份相关报告。
这些报告照例以官话套话起头，介绍大部分人对当局开战决定的正面观感：“……乌克兰劳动者持续关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事件发展进程，完全拥护、赞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积极友好立场，认为有助于稳定该国局势，表示对四月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以及在ДРА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译注：1978年4月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穆罕默德·达乌德·汗总统，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ДРА)）
随后是特务和线人四处搜集到的群众看法具体例子（注明身份）。
首先，今人谈及出兵阿富汗常用的一个理由：“我们不打美国人也会打”，早在当年就已经出现了。其次，罗列那些不赞同军事行动之人的言论。
开战之初，一些人担心自己或亲戚将不得不去遥远的异国“捍卫社会主义成果”。还有人猜测美国将会攻打伊朗（刚刚发生过反西方的伊斯兰革命）进行报复，从而导致苏联和美国交战。
另一些人则疑惑派兵出境怎么能够帮助实现和平，为什么干预远方的、莫名其妙的冲突，以及苏联何必花费大量资源和精力支援穷国。
罗夫诺州居民Ф.丘赫直截了当表示：“苏联乱管闲事，毫不怜惜自己的兵。这次又要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一样了。我们的部队要在阿富汗长期驻扎，我们的许多战士会死”。
乌曼市民族主义者娜杰日达·苏洛夫采娃也把出兵阿富汗同“捷克事件”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等量齐观（她支持索尔仁尼琴，早被当局盯上），一名克格勃“业务信源”（特务或线人）明确指出苏洛夫采娃收听外国电台广播后发表了“政治有害”言论。切尔卡瑟州卡涅夫市某厂钳工Я.麦罗博达也听过“敌台”的阿富汗事件报道，他跟同事聊天抱怨苏联媒体基本没怎么报道这件事，反而西方广播讲得详细。同时，该麦罗博达支持出兵。
无论支持或反对，大家都相信这将破坏半年后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
基辅市民К.弗里德曼被克格勃称作“活跃极端分子”（他是申请移民以色列被拒绝的犹太人），他将侵略阿富汗同1939年占领波兰相比较，认为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着战争进行，逐渐出现苏军大批伤亡的传言。1980年3月罗夫诺市五十四岁男子М.乌里扬宁告诉朋友：装殓士兵遗体的17口棺材运到他当司机的本地机场，又说这些人都白死了。
两名切尔尼戈夫市民：退休老头И.拉祖莫夫斯基和教师Б.别列佐夫斯基告诉克格勃线人：“听说大约一千个阵亡士兵的棺材从阿富汗运到莫斯科”。看报告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怒从心头起，在此二人姓名下划线，又在空白处批注“这些内奸呢？”显然，领导要求“采取措施”了。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但俩人未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很可能“预防性谈话”而已。
不过，预防性谈话和官方警告也未必管用。比如日托米尔州的德米特里·马祖尔，克格勃自从1960年代末就知道他是持不同政见者，尤其他曾屡次反对乌克兰的“俄罗斯化”和镇压“布拉格之春”。1980年当局收到马祖尔同村人十几封举报信，控诉此人说“苏联对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援助是侵略行动”，并怂恿交谈者去听西方电台。遂派员搜查马祖尔家，除发现其他“罪证”外，另有一封写给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伊琳娜·卡里涅茨的信，信中谴责阿富汗战争，声称苏联士兵中间存在恐慌情绪。
同年马祖尔因“反苏煽动和宣传”被判处6年劳改+5年流放。
“美好的新年礼物”
国安部门对留苏的阿富汗学生同样密切监视。战争爆发时约有九百名来自亚洲各国学生在乌克兰的大学、军校和警察学院读书。
根据克格勃说法，大部分阿富汗人对祖国事态的观点跟苏联人民一样，也就是振奋和赞成。基辅大学法赫德·帕尔瓦兹形容12月27日推翻哈菲祖拉·阿明总统是苏联人民的“美好新年礼物”，哈尔科夫阿富汗同乡会会长、研究生乌布杜尔·夏尔认为，如果革命是苏联协助进行的，那就一切正常。
但也有人谴责苏联向他们国家派兵，例如伏罗希洛夫格勒（译注：卢甘斯克）机械制造学院留学生穆罕默德·尤努斯·霍卡米。他最终因“成绩不良”被开除，为了声援他，24个阿富汗学生同时旷课一天。
国安部门还关注阿富汗侨民内部政见之争。有支持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哈利卡派”和“帕查马派”，也有支持被苏联特种部队击毙的前总统哈菲祖拉·阿明总统的一派，各执一词吵闹不休。有时候吵不出结果，对立双方干脆抡拳头解决问题。例如1980年4月“哈利卡派”和“帕查马派”在敖德萨工学院宿舍大打出手，8月份阿明支持者和被阿明干掉的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支持者在基辅州一处保健营发生混战。
暗中反对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公民不能走上街头公开批评政府发动战争，所以人们采取隐蔽手段：匿名传单、写信、墙壁涂鸦等，呼吁从阿富汗撤军。做这些事的人不一定出于政治动机，不一定就是明确反苏，有些人只是害怕被动员上前线或发生全面大战。但他们都明白后果——异议者会被克格勃追捕，万一被揭发举报就要锒铛入狱。
情报显示，针对阿富汗战争的匿名抗议在1980年春季达到顶峰。
四月份胡斯特市百货商场经理拿着试衣间拾获的传单到克格勃办公室报案，该匿名作者写道：“诸位！如果你们爱惜自己儿子、丈夫的性命，以及我国士兵的性命，就不要让他们被派去阿富汗送死。他们的生死取决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起来反对政府吧。重印这传单。我们不想为别的人土地而死。我们要斗争！”
不久又在利沃夫发车途径胡斯特的火车厢内发现类似传单，调查乘客确定了作者身份：利沃夫女青年Я.萨甘。该女子承认在工作场所听到阿富汗苏军伤亡惨重的流言，促使她撰写这些传单。她男朋友也在苏军服役（所以坐车去胡斯特探望），因而担心他的命运。国安人员放走萨甘，但对她展开暗中侦查，希望找到“可能的教唆者”。
一星期后基辅有轨电车上再次发现传单，“自称所谓言论自由团体，诽谤我国内政、外交政策，声称似乎有阵亡苏联军人的棺材从阿富汗运来，并呼吁定期收听外国广播节目”。
赫梅利尼茨基州铁路职工整理邮件时发现匿名明信片，准备寄给苏联主要报纸之一：《劳动报》编辑部，写着：“抵制奥运会！自由阿富汗！卡特总统光荣可敬”。克格勃原文引用上述内容，指出作者还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进行恶毒攻击”（克格勃官话，所谓“领导人之一”代指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有人试图把反对阿富汗战争的信传出国去，克格勃曾截获一封从卢茨克寄往美国之音电台编辑部的信。1980年12月又查获一封基辅寄往本市地址的信件，作者自称20岁长子死在阿富汗：“我二儿子16岁了，等待他的是什么？波兰？不行！不能让他们把我孩子变成讨伐队员”。这里要提一下，当时波兰团结工会的抗议运动如火如荼，许多人坚信苏联即将重演12年前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戏码。
两封信分别号召人们到无名烈士墓举行示威抗议，据说时间定在1月1日。克格勃瞪大眼睛加强邮政检查，协同警方做好准备驱散抗议。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有匿名的也有不匿名的，切尔卡瑟居民列昂尼德·马雷舍夫就不打算隐藏自己身份。他向苏联党和政府、大报编辑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著名反战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寄送“诽谤信”，反对阿富汗战争。1981年4月马雷舍夫因“反苏”罪名被起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表示同意。法院如何判决，我们不得而知。
一小撮喜欢搞恶作剧的人利用民间惧怕大战的心理胡作非为。1980年1月份某晚，文尼察州两个村庄、一座火车站的无线广播三次报警：“注意！注意！公民们，防空警报。大家快进防空洞。阿富汗发生战争。美国进入苏联国界了”。尽管已是深夜，仍有部分人听见警报，把大家吓得不轻。警察和克格勃迅速锁定嫌犯，原来是俩小年轻，一个从敖德萨来探望父母，另一个是本地人。二人供述只想找点儿乐子，没别的意思。于是罚款70卢布、预防性谈话，结案。
赫尔松州新卡霍夫卡某工厂厕所（对，克格勃也管厕所）涂鸦作者同样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该人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同志们破坏机床呀，别上班啦，抢商店抢银行，因为你们的弟兄死在阿富汗”。签名：“鹰”。
坟墓诗篇
1980年4月，罗夫诺州乌克兰卡村民Б.帕纳修克携带写有“意识形态有害诗作”的笔记本到克格勃办公室报案，笔记本是从当地学校14岁学生Г.舍甫佐夫手里没收的。案卷记载：这首题为《儿子》的诗献给同村青年维克多·克利梅克，2月份刚在阿富汗牺牲。国安人员总结诗的内容：“……向死者母亲Е.А.克利梅克（1936年生，党外人士，幼儿园主任）表示哀悼，并对苏联军队驻扎阿富汗的合理性提出怀疑”。
克格勃搜寻诗作者无果，但查明一个月前有个匿名人把这株“毒草”寄给死者母亲。她姊妹把诗拿走，然后她儿子让那个14岁学生抄写。克格勃对两名妇女进行了预防性谈话，并采取措施“防止涉阿富汗事件挑衅性流言传播”。
若干年后，乌克兰阿富汗战争老兵联盟奥斯特罗日斯基分会会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科普丘克得知这份解密材料，当即指出姓氏错误：牺牲士兵真名叫维克多·克里玛克（不是“克利梅克”）。普罗科普丘克不知道诗的事情，但通过村民联系上了死者母亲叶卡捷琳娜·克里玛克，她仍然住在村里以她亡儿命名的街道。
从小认识克里玛克的乌克兰卡村民弗拉基米尔·科尔尼丘克介绍：“当年那事儿轰动全村，我自己在阿富汗当兵呢，辗转听说了。维嘉下葬的时候念了这首诗，交还叶卡捷琳娜，然后又让学校的孩子们齐声朗读。克格勃来找她，她撒谎不知道谁写的”。
事过境迁，叶卡捷琳娜·克里玛克同意揭晓作者身份，原来是邻村亲戚伊万·米列夫斯基。那些年她把乌克兰语手写的两张信纸妥善收藏，至今视若珍宝，借此怀念儿子。
克格勃没掌握的情况是：同年3月叶卡捷琳娜又发现两首内容类似的诗（确实不知谁写的），一首留在儿子坟墓上，一首扔进她家院子。
复活，归来
克格勃文件还记载了一桩“埋活人”的案子。1980年6月昆都士省作战行动期间，一辆运载苏联士兵的越野车过河翻覆（但克格勃文件描述略有不同，说是装甲运兵车坠河），10人死亡（或称8人）。其中一名士兵毁容，经辨认，判定为赫梅利尼茨基州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的列兵米哈伊尔·沃伊沃达。
把遗体运回他老家卢奇卡村，交给母亲办后事。锌板棺材未开，只有个半透明小窗口，很难看清棺内面目。葬礼同日举行，村民们纷纷来送米哈伊尔·沃伊沃达最后一程。
九天后沃伊沃达所在部队的一名准尉进入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兵役局，传达惊人消息：工作上出了差错，米哈伊尔还活着，正在阿富汗治疗。原来翻车后他负伤了，被河水冲到下游几公里岸边，侥幸未死。
再后来，利沃夫州斯特雷市的科斯季夫老两口五雷轰顶，因为“沃伊沃达”棺材里装的是他们家儿子塔拉斯！这口棺材深夜挖出，悄悄运到斯特雷市二次下葬。
为什么这件事引起克格勃关注？文件称：国安部门将会同兵役局和“社会人士”，努力防范塔拉斯·科斯季夫葬礼上出现“负面表现”。他们显然担心战士父母和其他市民的怒火：国家不仅送人去死，还不让烈士安息。
米哈伊尔·沃伊沃达复员回乡，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阿富汗老兵联盟分会长弗拉基米尔·杜德科说他一直住在村里，偶尔出席战友纪念活动。当地参战老兵编撰的纪念册也提到沃伊沃达的故事，克格勃文件中缺失的细节就来源于此。
尘埃未定
可以看出，克格勃文件提到阿富汗战争主要集中在1980年，之后越来越少。自从1981年国安部门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邻国波兰民主运动的余波。
克格勃官员在《提高政治警惕性》讲座时收到的问题清单，能够反映苏联公民最关心哪些社会政治问题（勃列日涅夫时代和安德罗波夫时代国安部门多次向中央提交此类材料）。例如1982年上半年的清单只有一项两个问题涉及阿富汗战争：“我国军队还要在阿富汗驻扎多久？真的死了很多苏联士兵吗？”（来自乌克兰四个地区），同时却有关于波兰事件的五个问题、关于黎巴嫩战争的四个问题。
1984年的乌克兰克格勃报告几乎没出现阿富汗战争内容，这年是苏军最艰难的一年（官方承认牺牲2343人）。但原因或许不是民众不再关心战争，而是克格勃撰写报告的形式有了变化——此时期的报告更简洁，民间情绪的信息更少。
到了改革年代，涉及阿富汗战况的内容又稍有增加。
1985年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收到关于乌克兰兵役部门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兵役局领导受贿犯罪事（共查获73起），一些行贿者的目的是“避免被派驻阿富汗服役”。
阿富汗人杀伤苏军士兵的办法之一是设置诡雷，包括在常见日用品上动手脚。1986年某阿富汗人携带打火机进入苏联，送给他的熟人：辛菲罗波尔工人Л.克列谢尔斯基（善意礼赠）。后者回家拿打火机点火，忽然爆炸，重伤送医抢救，同屋的兄弟也挂彩。
至于进口货物夹带反苏传单、标语更是老生常谈，此乃外国人抨击阿富汗战争的手段。1986年12月苏梅州发现从波兰入境的包装布上写有“粗野侮辱中央领导之一（可能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脏话，涉及我国向阿富汗提供的国际援助”。
同年卢茨克市国安部门查明：当地一些参战老兵“发表不成熟的政治见解，曲解我们给予阿富汗国际援助的本质，声称苏联军人对该国平民实施了‘暴行’”。12月底开战纪念日前夕，这些“政治不成熟”老兵计划到市中心集会，再走去烈士陵园向阵亡战友献花。克格勃必须确保他们的行动不出现“反社会表现”。
目前解密的克格勃文件最后一次提到抗议阿富汗战争的“诽谤性材料”是1987年4月，查获170份相关传单（反战、民族主义、声援乌克兰政治犯），又在禁止通行指示牌上发现涂写了“阿富汗”字样，克格勃认为很可能系外国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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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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