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戈尔·舍甫丘克
乌克兰克格勃1954年成立，隶属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跟内务部是两套班子。但克格勃的前身可以上溯到1918年，即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创建的肃反委员会（“契卡”）。该机构多次更名，任务始终如一：全面掌控国民生活，识别并镇压政权之敌。
“契卡”对党负责。然而1930年代党的高级干部无力影响契卡（译注：惟斯大林除外）。1953年斯大林死后，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活动受党控制。
乌克兰克格勃成立后主要关注三种人。第一：广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包括所谓“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ОУН)成员及获释劳改犯、地下活动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信徒等。
第二：犹太人。战后苏联充斥着“犹太复国主义威胁论”，虽然强调绝大多数犹太人是好的，只有“复国主义者”是坏的，但国安部门几乎把复国主义团体全部成员都登记在册。尤其克格勃报告经常提及切尔诺夫策的犹太人，我想原因可能是那里邻近罗马尼亚边界，某些人认为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亲以色列、曾向他们卖过军火。另外，基辅每年举行娘子谷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活动，克格勃特务严防民众携带亲以色列口号的花圈、标语，随时报告有无类似六芒星的图案。
第三：新教教徒，有许多这些人举行非法祷告仪式、散发被禁作品的报告。
阿富汗战争开始后，大学生群体受到密切关注。1980-1981年波兰兴起抗议浪潮，团结工会建立，克格勃把进入乌克兰的波兰人也视为一种威胁。同时开始留意工人积极分子，监听、记录其对话。而此前工人阶级一直被认为是政权的支柱。
总之，克格勃一旦盯上某个人就会对他立案调查。如果该人身边有眼线，那正好随时监视，否则招募几个。每项行动各有暗语名称，比如“МН措施”代表外围监视，“Д措施”代表秘密搜查…… 若窃听电话、拆阅信件、偷拍住所等手段达不到预期效果，克格勃还会“钓鱼执法”：派人假扮外国间谍接触目标，故意提出各种问题，要求对方传递机密，然后暗示说你已经犯罪了，不合作没好果子吃！
1960-1970年代冷战最“热”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可以因为乘火车拍摄田野、电线的照片或驾车驶入保密地区而被捕，这些行为被认为是窥探苏联的经济情况。先拘留，再拍照登记，最终驱逐出境。后来对外国人的监视变得愈发严格。另一方面，国安部门又竭力给在苏联采访的外国记者造成好印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大量外国记者涌入乌克兰，他们不信官方通报，试图找普通民众谈话。可他们恐怕没想到，凡在火车站、码头之类地方愿意聊两句的基辅市民全是便衣特务。克格勃后来报称：他们的行动小组营造了国内形势的客观印象。搞得好像基辅人面对老外都满嘴扯淡一样。
战后的乌克兰约有5万名秘密国安人员。1980年特务数为58154，同年还雇佣了75000个苏联平民和26个外国人。换句话说，苏维埃乌克兰每850人就有一个特务。至于“编外人员”和“眼线”，他们无需签什么保密协议，也不使用化名。只要时不时地跟特务见个面，透露点儿信息，双方关系没太多约束。这些人确切数量不详，估计几万。
社会各界人士都得配合国安部门工作，他们本人或许对克格勃没兴趣，但克格勃对他们有兴趣，所以会被要求去赢取某个人的信任。同外国人有联系者属于重点关注对象。每个创作集体或运动团体都有暗藏的侦察员或特务，克格勃大网无所不盖。招募人文学科学者特别积极，因为这些人里头持不同政见的太多。技术知识分子由于公派出国、接触外国科学家之故也被着重关照，国安部门怕他们会被外国同行拐跑。
琢磨人是克格勃的长项，揣测某甲喜欢什么，观察某乙生活缺什么。日夜思考论文答辩的研究生肯定关心科研前程，倒卖欧美爵士乐唱片的小贩子最看重的是别被民警和共青团员巡防队抓住。合作吧，合作就能实现心愿。但是不准碰党委书记级别以上的人。
阅读近年解密档案，我发现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的故事值得一提。此人当时在现已关闭的基辅市“第2兵工厂”工作，三个朝鲜实习生跟他接触，打听苏联不外销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后来三人招募了普什卡尔，让他拍摄军事秘密文件多年，送到莫斯科交给使馆人员。又让普什卡尔盗窃无线电部件。除现金酬劳外，朝鲜方面还用人参酒和干人参做答谢，号称包治百病——正好他爱喝酒，母亲健康不佳。此案是苏联国安部门查获的第一起朝鲜间谍窃密案，众所周知该国与苏联关系友善。
克格勃档案多数时候只写化名，留心他们的活动就不怕改名。比如一个案件中“瑙莫夫”消失了，“伊万诺夫”出现了，根据行动可知俩人实为一人。由此我追踪到莫斯科大学力学研究所现任所长、科学博士、一大堆奖项获得者尤里·奥库涅夫曾在基辅为克格勃工作过。写信约他见面，人家不理我。
我还在档案中看过一些人的姓名，但他们不是特务而是证人和怀疑对象。某个案件提到画家列斯·波德维扬斯基，早年他练过空手道。曾有一段时间空手道运动普及率激增，大批人报班学习，但很多教练不具备正式身份，不交税，也无法监控。克格勃害怕民众学会空手道对抗政府，就散播谣言说练这玩意儿能一拳把人打死。教练们被指控组织“教派”，某位知名大师出庭受审时邀请波德维扬斯基作证，但他没露面。
作家、诗人弗拉基米尔·索秀拉之妻玛丽亚早在1941年就被国安机关招募，1949年因泄露机密（吹嘘自己身份）被捕。现在发现她出卖过一个年轻的“班杰拉分子”尼古拉·加尔彼，此人拜访索秀拉时大谈乌克兰独立。
1970年代某个基辅人举报邻居，说邻居行为可疑，跟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开车出门去向不明。案卷指出这俩人曾在公寓的一个房间爆发争执。事情就此结束。
乌克兰安全局档案中还包括乌克兰克格勃向共和国高层汇报的其他材料，内容多种多样：政治事件、逮捕异议者、大规模骚乱、著名外国人入境、党员被威胁和杀害、克格勃工作人员的事故、反苏传单、流行病、军队单位发生枪击等。这些事儿从不见报道，因此形同一部非公开编年史。
而从详细记录下来的窃听录音稿中可以得知许多日常事务。例如人们谈论上哪儿能买到毛线帽，或别列兹尼基不卖啤酒了，得跨过第聂伯河去佩切尔斯克。
1990年莫斯科下达密令：烧毁业务案卷。虽有被烧毁的文件清单，却也被处理掉了。我的一位同事找到了“销毁已销毁文件清单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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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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