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然闲居

无条件吹捧苏联的人常说“苏联没有乞丐”。但历史资料显示，直到1960年代乞讨现象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是许多人糊口的唯一方式。

国内战争导致平民赤贫化，工业产值下降到1913年水平的20%。余粮征集政策断绝了农民进城卖粮之路，1921-1922年饥荒夺去约500万条人命。全国几百万营养不良的儿童嗷嗷待哺，但布尔什维克当局似乎更关心世界革命大势。

打击富农的行动和强制推广集体化造成第二轮贫民/饥民浪潮，1931-1933年大饥荒惨不忍睹，农民被迫食草甚至食人。1933年4月基辅州委开会通过秘密决议，“为减轻基辅市的负担，不允许无家可归者、流浪儿和乞丐在市内活动”，禁止无特别通行证的人员进入这座苏联第三大城市。当局断绝道路，市郊50千米范围内停售一切车船票，派警察封锁火车站，每晚搜查门洞、阁楼和地下室。

那时候的许多材料保存至今。比如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1935年2月份报告伟大领袖：“近期发现莫斯科多个地区行乞现象成倍增加……莫斯科街头年复一年出现的乞丐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首都而言越来越无法容忍”。但最令雅罗斯拉夫斯基恼火的还不是叫花子招摇过市有碍社会主义观瞻，而是这些饥民喜欢聚集大使馆周边，因为富裕的外国人比本国同胞更慷慨。这种行为无异于进行“反苏宣传”，损害了国家形象。雅罗斯拉夫斯基总结说：“依我看，消灭这种丑恶现象的时机已到”，建议斯大林大规模围捕乞丐，之后再“采取具体措施”。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被转给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他提交斯大林的报告承认情况确实令人惊讶：“1934年莫斯科抓获乞丐12848人，其中男性4399人、女性4515人、儿童3934人。1935年一月抓获702人，二月抓获893人”。国安头子注意到游走首都大街求施舍的基本是来自乌克兰和苏联西部各州的农民，并表示围捕手段是徒然的，因为近期已经有1.4万人通过这种方式被逐出莫斯科，可他们又设法回来了。所以雅戈达建议应该将乞丐们押送至哈萨克斯坦的特别安置点——肯定无法从那么远的地方返回美丽的莫斯科。

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出现第三轮行乞浪潮。正如叶莲娜·祖布科娃教授所言：“人民赤贫化，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孤儿数不胜数，残废退伍兵成群结队——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大规模乞讨现象复苏的土壤”。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大批集体农民再次涌入城市，因为被战火反复蹂躏的、人手短缺的集体农庄生活艰难。比如科斯特罗马州“为自由劳动”集体农庄仅剩18个劳动力，包括1名男性、7名女性和2名青少年，显然不能正常耕种土地。再者，外省人民甚至到了战后第七年仍在忍饥挨饿，比如1952年梁赞州地方党组织书记捷基纳向斯大林求助：“现在是十月份，可我们无法获得黑面包，没有黄油或植物油。商店没肉、没谷物、没糖。我请求派委员会过来追究该对此负责的人。毕竟饱汉不知饿汉饥。”同一时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集体农民每年仅食用13千克肉类，远低于医学上建议的维持健康的最低数量，再外加220克鱼类。

于是为了生活，农民们纷纷到城市行乞。以下案例很有说明意义：195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市抓获来自卡卢加州的乞丐数百人，调查发现当地六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定期到首都求施舍，甚至带着因此而辍学的孩子。其中不仅包括普通农民，还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养牛场和乳品农场负责人的老婆。报告谓集体农民“为了个人致富”进城乞讨，这话部分正确，乞讨确实成了一门工作，比土里刨食强得多——但不要忘记1953年一些地方的集体农民劳动日报酬只有现金13戈比、粮食500克、干草3.5千克，还得缴税。因此集体农庄不愿变成累赘的老人、病人、残疾人自己走去养老院或进城为丐。

1954年苏联内务部提交中央的秘密报告称：尽管采取了防止和消除乞讨的措施，此类现象仍然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城市屡见不鲜。1951年下半年城市、铁路和水运部门的警察抓获乞丐逾10.7万人、1952年15.6万人、1953年18.6万人。被抓获的人当中，战争和工作伤残者占70%，“临时因贫行乞者”（集体农民）占20%，职业乞丐仅10%（其中3%是健全人）。

虽然因保卫祖国而身体伤残的人能领取养老金，但这点钱在物资全面匮乏、黑市繁荣昌盛的大背景下很难过日子。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健全男性退伍回家，缺胳膊断腿之人怎么在劳动市场上跟他们竞争？战争中失明的莫斯科人麦德维杰夫在电车内乞讨被抓，交“人民法院”(Народный суд)审判，他当场表示560卢布养不活妻子和四个孩子，而自己在盲人协会所属企业工资甚少，还不如行乞呢。

面对实际情况，当局决定动用镇压手段。1951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秘密决议《关于消除莫斯科和莫斯科州乞讨现象以及加强对反社会分子、寄生分子进行打击的措施》，规定身体健全的乞丐流放偏远地区五年，无劳动能力者托付亲属扶养或由残疾人之家收容。驱逐当然很简单，收容却遭遇困难——本应在1952年竣工的35处残疾人之家和集体宿舍至1954年初只建成4处。于是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克鲁格洛夫报告中央：因为没地方安置，警察被迫释放绝大多数抓到的乞丐。他在提议采取更严厉惩罚措施（传唤乞丐亲属、延长拘留调查期限）的同时，也希望加速福利机构建设、增加残疾人和孤老的补助金额、允许铁路部门免费运送乞丐返乡等。

经过各方努力，尤其赫鲁晓夫总书记的推动，1956年10月通过了苏联国家养老金立法，规定工人和职员、军人、天生残疾或因公致残者、失去家庭顶梁柱而生活无着者等人群享受国家养老金。八年后这项制度终于惠及农民，同时为参战老兵提供福利。大城市街头的乞丐渐渐消失，解体前后再次变得多起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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