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按:今天是“八月政变”三十周年,特刊此文)
1991年8月政变发生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党、政、军领导慌了神,不知向谁表示效忠。小道消息说时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员根纳季·赫瓦托夫海军上将随即“请病假”住院。当官的尚且如此,平民百姓焦虑情绪可想而知。8月20日大批市民打着横幅前往舰队总部质问武装力量支持哪一方,被卫兵阻拦。
乌利斯湾军港码头,之前参加完海上检阅的“641”级Б-855号柴电潜艇正停泊在船厂待修,武器和大部分设备已拆除,燃料仅够返回基地。艇长回家休息,只剩16名留守人员无所事事晒太阳,甚至开小差溜进市里玩——毕竟他们再过一个月就该退役了。
8月20日深夜-21日凌晨,留守副艇长安德烈·麦德维杰夫海军大尉和战友们看电视,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人飞赴克里姆半岛福罗斯度假别墅软禁戈尔巴乔夫,深感愤慨。麦德维杰夫召集全体艇上人员,发表言辞激烈的讲话,主要意思是:“人民手无寸铁,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经过短暂考虑,大家一致同意他的计划:悄悄驶离船厂,沿途用无线电呼叫舰队和过往民船,宣布不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无条件支持民主改革。哪怕这么做很困难——潜艇额定40人,而他们总共只有16人。
说干就干。趁天亮前的黑暗解开缆绳,潜艇缓缓离开码头,以4节低速驶向东南50公里的阿斯科尔德岛。起初他们没惊动任何人,但艇长弗拉基米尔·日基列夫海军中校一宿没睡,在家(一栋俯瞰乌利斯湾的多层楼房)守着电视关注莫斯科事态发展。熬到清晨他去阳台抽烟,竟远远望见自己的潜艇移动了!艇长给总部打电话,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再次确认那确实是Б-855号,各种不好的念头瞬间涌出,再次致电总部发出警告。
那为什么船厂和附近军舰都毫无察觉?原来那些军官也熬夜看电视呢。
安德烈·麦德维杰夫和战友们暂时不知道这些。离港后大尉找到鱼雷组长阿列克谢·佩斯特列夫商量:“不升旗的军舰没法航行,想想我们升什么旗?”经过一番讨论,认为既然是一艘“逃跑”的船,就必须有自己的旗帜。肯定不能挂海盗旗——人家没法理解;也不能挂旧的苏联海军旗——因为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势不两立;那就只剩三色旗和圣安德鲁旗可选了。但找不到制作三色旗的红布,于是拿张白床单,把蓝毯子裁两条斜着交叉缝在上面,悬于旗杆。同时发无线电呼叫过往民船:我们已升起圣安德鲁旗、支持叶利钦。
舰队总部迅速成立包括日基列夫艇长在内的应对小组,赫瓦托夫司令员的“病”也立刻好了。全体导弹艇和巡逻艇拉战斗警报。由于状况不明,提出两种猜测:第一,潜艇留守人员被武装恐怖分子劫持;第二,麦德维杰夫出于某种目的劫持潜艇。
与此同时,Б-855号联系通了几艘商船。商船的船员赞同水兵立场,提出分享食物、燃料,甚至要把潜艇围在中间保护,水兵们谢绝了。
没多久,三艘鱼雷艇和导弹艇、一艘边防巡逻艇、一艘鱼雷扫捞船和一艘救援船紧跟而来,向天鸣炮示警。由于携带燃料很少,潜艇关闭引擎开始无动力漂流。但追击军舰不敢轻举妄动,保持三百米距离,因为他们不知道潜艇此时是无武装的。僵持了一会儿,双方军官开始对话,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上发生短暂争论。
很快这六艘军舰形成合围圈,派武装小组乘小艇强攻,但潜艇水兵们发动螺旋桨制造巨大波浪,阻止他们登艇。又过一会儿,一位海军将军作为特使乘船赶来,水兵们允许他登艇谈判。了解完事情起因,将军劝说麦德维杰夫大尉投降,因为“叶利钦上了坦克”,政变已经流产。水兵们收听“灯塔”电台确认此消息真实性,决定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
靠港时他们发现码头上停满了黑色“伏尔加”,舰队指挥官、反情报官员和持枪军人已等候多时。安德烈·麦德维杰夫被立即带往医院检验血液酒精浓度,并由精神科大夫进行评估,随后送保卫部审讯。赫瓦托夫司令员走上前大喊大叫,年轻水兵们直接告诉他没必要躲医院,又对现场人员解释私自离港的动机和立场。
每个参与事件的水兵都经受了长时间审讯,试图迫使他们承认“劫持潜艇叛逃日本”。所幸负责案件调查的海军中校兼滨海边疆区人民代表维克托·切列普科夫仗义执言,还让水兵在自制的圣安德鲁旗上签字,承诺亲自展示给叶利钦看。各路记者也纷纷来拍照、撰稿,形成社会舆论压力。
最终,由于水兵们已到服役期,都顺利退役了。安德烈·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军籍,返回阿尔泰经营铸造公司为生。曾有二次入伍的机会,被他拒绝。外国记者去采访,麦德维杰夫声称不后悔当年的决定:“舰队司令部把我的行为归咎于醉酒。我不能说那一刻自己是完全清醒的,但我冷静地向水兵们解释了一切,没强迫任何人。(因为)我知道有人下星期结婚……当潜艇被包围,我打算开枪自杀,但水兵们不让我死,说:我们跟随了你,升起圣安德鲁旗,你不可以抛弃我们。”
时隔多年,安德烈·麦德维杰夫仍然相信民主:“虽然‘右派’不成器,一盘散沙。但无论如何,现在这种生活比共产党统治好。”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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