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战略忽悠局”

虚假信息局是苏联的一个假消息宣传机构,1923年1月11日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组建,1961年停止活动。

1922年12月22日,为配合国家过渡到和平状态及开放边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副主席约瑟夫·温什里希特建议,在该局内部成立一个全新机构,专门向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虚假消息。约瑟夫·温什里希特和罗曼·皮利亚尔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列明了虚假信息局的任务,主要包括:
统计、研究ГПУ和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提交的外国情报资料;
统计、研究敌方感兴趣情报之性质;
摸清敌方对我方的了解程度;
编制、准备一整套假情报和文件提供给敌方,使他们对我方国内形势、红军组织结构及状态、政治活动、党和苏维埃机关领导、外交工作等情况产生误判;
上述假情报及文件通过ГПУ和侦察局的相关途径提供给敌方;
为期刊编写文章和简讯,为各种虚假信息的流通制造便利……

1923年1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温什里希特关于成立特别机构进行有组织误导活动的建议。计划抽调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参与该机构工作。

表决时出现不同意见:
约瑟夫·斯大林和列夫·加米涅夫不反对设立该机构。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投弃权票,怀疑温什里希特计划的可行性。
列夫·托洛茨基赞成,前提是须由温什里希特或其他可靠人员亲自负责。
阿列克谢·雷科夫赞成,但提出严格限制机构活动避免误导苏联新闻界和党内同志,且由政治局秘书处逐项过问。
米哈伊尔·加里宁担心造假一旦失败,机构和上级部门将名誉扫地。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赞成,前提是机构负责人必须经中央政治局批准。

最终,政治局在稍作修改、调整后采纳了温什里希特的建议。

根据现有资料,外交人民委员部事后才得知本部门要参加新成立的虚假信息局,对温什里希特计划持怀疑态度。副人民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致函约瑟夫·斯大林,认为ГПУ不具备处理虚假信息的能力,但外交人民委员部支持散布误导性消息,他本人也经常利用这些消息,并提出ГПУ发布虚假信息之前必须获得外交人民委员部主管代表同意。

虚假信息局首次执行中央任务,是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所谓波兰准备进攻德国的假消息,结果证明这会对苏联官方宣传造成干扰。于是虚假信息局转战外国媒体,1923年利用巴伐利亚的报纸成功诋毁了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的名誉。此人系尼古拉二世堂弟,流亡德国自称全俄皇帝。诋毁文章“揭露”基里尔同情二月革命,导致他失去资金赞助和一众支持者。

大约同一时期,虚假信息局还尝试进行一种新式误导手段。君主主义者瓦西里·舒利金(1878-1976)在所谓地下反苏组织“托拉斯”的赞助下持假护照秘密访苏,由“契卡”便衣人员陪同参观(顺便寻找失踪儿子),之后又按该组织头目要求写出《三个国都》一书,描述他对苏联社会和新经济政策的印象,表达了总体乐观的看法。但他不知道,ГПУ全程操控这本书的出版,目的是降低国外“白色移民”的政治积极性、分化瓦解他们的组织(属于1921-1926年大型反情报“托拉斯行动”的一部分)。在诱捕著名反苏分子鲍里斯·萨文科夫及其党羽的“辛迪加-2”行动中,虚假信息局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到1930年代,假新闻记者和资本主义国家政论家的工作大有改进,比如法国共产党员、作家亨利·巴比塞访苏后随即著书吹捧约瑟夫·斯大林的“功绩”。

1925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伏龙芝收到一份关于虚假信息局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之间意见分歧,虚假政治信息并未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关于红军的虚假情报确实瞒住了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和爱沙尼亚就认为相关情报确实可信并据此制定计划。

后来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军队锄奸部(СМЕРШ)广泛利用无线电散播假情报欺骗敌军。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战略忽悠者”们成功制造了一场“细菌战”——声称美军在朝鲜战场投放生物武器,结果西方的左派媒体纷纷转载、扩散。苏联对外情报局前局长列昂尼德· 舍巴尔申回忆录提到:苏联后期,在西方世界找一个愿意收钱撰写亲苏文章的记者毫不困难,文章再被其他媒体转载(此过程也会受到苏联情报机关金钱刺激),影响力逐渐扩大。按照舍巴尔申的说法,当年绝大多数西方报社都曾有记者为了钱写苏联情报机关指定的文章,所谓“戈尔比现象”(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另类宣传”。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评论已关闭。

Create a website or blog at WordPress.com

向上 ↑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