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日记节选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时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日记节选:

1972年12月30日
(苏联)成立50周年纪念前夕举行中央全体会议,巴伊巴科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说1972年的计划未能全面执行,1973年也不会被全面执行。勃列日涅夫随后发表长篇大论,简而言之:“除个别指标外,我们的五年计划可以说几乎未得到执行……卡扎涅茨同志(黑色冶金部部长),您不害臊吗,夸口冶炼量超过美国……可品质又如何呢?相比美国标准,我们每吨仅有40%的金属产出,其余都是炉渣和碎屑?!我们投资1卢布仍然只有90戈比回报,而美国正好相反(投资90美分获得1美元)。”

1973年1月8日
(受党中央委托)总结兄弟党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期间提出的要求,基本就是各种要钱:出版报纸、开小公司、发老战士退休金之类,以及,有人想保送侄女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想让儿子用助学金上基辅大学、“帮助”写书(替党的领导捉刀代笔)等。总之是一派令人沮丧的画面。

1973年2月6日
政治局讨论“催促原料”问题。国家供应委员会副主席发言表示,确实存在舞弊滥权现象,但不是催促的原因,原因有很多。比如冶金厂厂长答复找他催要管道的人说,第一季度他也许能完成向企业供应金属管的计划,但1月份只交付13%、2月份27%、3月份交清。接收金属管的工厂摊上这种供货商,你让他们怎么生产?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如何完成自己的计划?或者,建筑工地需要某种金属,结果冶金厂发错货了,错发的金属只能弃置,因为没法拿来建造他们要造的项目。但工厂已经完成供货计划,甚至连奖金都领到手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1973年3月4日
这一周过得真艰难。英国(共产党员)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参观了列宁格勒、基辅、维尔纽斯、利沃夫)。我不得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结果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在莫斯科小型汽车厂)提问:“贵厂平均工资多少?哦,150,啊哈……”拿张纸飞快计算——“所以你们必须三年不吃不喝不看电影才够买辆小汽车!”随后,一场丢人现眼的无聊争吵就开始喽……

1973年4月4日
精神生活出现了空虚。青年人(群众中最好的部分)实干,精明,业务强,结婚早。一小撮“精英”纨绔子弟依靠父母过着寄生生活。其余人只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两耳不闻窗外事。许多共青团员汲汲名利,爱表现,追求个人野心。但共青团积极分子中间也有一些真正有思想、肯奉献的人,也是精明强干的人,“没有这方面幻想”(比如大学生组织负责人)。所以说,青年是观察我们这个社会的窗口。

1973年4月29日
开全会。在承认现实和应对现实方面,报告确实很出色。从这个角度看,转变了思想:1.我们的对外经济联系保障了我们跟世界和平共存;2.抛弃旧观念,对外经济联系不是补窟窿用的,而是整个国民经济(尤其长远规划)的组成部分;3.中国是真正的头号威胁。
格列奇科(元帅,国防部长)称:我们对中国核力量规模的研判估计比美国(公开报道的)小得多,几十枚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约200个核弹头。接着开玩笑说:“那我们有……”转身面向主席团:“你(!)猜猜,列昂尼德,我们有多少?”主席团勃列日涅夫说:“不猜,别吓唬我!”
使我惊讶的另一个情况:他说中国的潜力与我国潜力无法相提并论,估计他们15—20年内达不到我们目前的水平。好吧,15—20年后即便达不到,那也接近了吧。而我们目前的核能力足够把本国全部城市摧毁好几遍。再往后又会怎样?
柯西金讲话挺有趣,纯粹的技术官僚言论,足够坦率,能列举数字等。他说:“不能脱离其他国家闭门发展科技革命”、“对其他国家要有新型合作理念”、“要用新眼光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的未来指望于此”。
事实上:我国三分之二的贷款流向古巴、越南和蒙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军火占出口额25%;我国贸易伙伴三分之二是社会主义国家。

1973年6月23日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达成了防止核战争的协定。人类理智时期的这一举动,大概比疯狂时期1945年德国投降更重要。诚然,再次造成疯狂的潜在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中国、“特拉佩兹尼科夫主义”、“第三世界”……
莫斯科大学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主任、可谓是个蠢货的科瓦廖夫教授叹道:“这怎么行得通呢?当然,和平很好,列宁也追求和平。可我们跟资本主义缔结了30—50年经济协定,将国民经济建立在和平状态上。我们同资本家紧紧绑在一起,还帮助他们脱离危机。那么,只能假设30—50年内不会出现任何革命?我们现在还怎样教授科学共产主义,谈什么资本主义奄奄一息?”

1973年8月4日
保加利亚不仅严重忽视干部问题(平庸、道德败坏、阴谋、裙带关系等),还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8千土耳其人,约70万“半土耳其人”,外加马其顿人、吉普赛人。他们受到地方政府的公然压迫和歧视。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大批人要求逃往土耳其。(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对形势的估计相当悲观,他认为出路在于把保加利亚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反苏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青年和知识界的“问题”随处可见,就连蒙古知识分子(花我们钱的)都不愿跟本国社会同流……

1973年9月11日
智利军事政变。三位总司令组成军政府。总统府被轰炸,攻击开始。军政府宣布戒严,禁止人们走出家门、携带武器。政府广播电台被下令噤声;不屈服者会被消灭。这就是反革命分子的语言。而阿连德革命靠的是瞎话、劝说和高声谴责。
当然,这其实也是现代革命的根本祸根。几乎是对和平革命路线的毁灭打击。唯一的好处是,列宁的革命铁律再次得到证实:革命是严肃的事情,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站稳脚跟。(智利的政变)既是一大教训,也是一大失败——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精神上、国际关系上。

1973年9月12日
阿连德自杀。昨天我已预感事情会如此收场。军人集团已经开始执政,公布了下午四点之前必须到国防部报到的40人名单。“否则将采取最极端措施,一切后果自负”……
这两年智利政府在政治、行政和经济方面毫无建树,革命的声望严重受损,导致少有人愿意为必败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欲实施专政,至少要争取到50%的民众支持。

1973年9月14日
昨日将欧洲共产党代表会议筹备草案发出。根据我们的第一手消息,兄弟党谁都不想接受……他们(英国、法国、意大利)反复强调“苏联模式、俄罗斯榜样”对他们而言是不可行的,只把十月革命和苏联视作曾经影响、并将持续影响世界进程的客观现实,可以研究其后果,但决不照搬照抄,无法把他们自己的政策同苏联共产党的意图和愿望联系起来,也绝不把他们自己跟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1973年12月17日
本月10—12号开中央全会。总结73年成果,讨论74年计划……
能源、化学、金属、轻工业等项目的计划尚未落实。1974年压力很大,否则第九个五年计划就麻烦了:三年时间整个五年计划的1030亿卢布预算超支440亿……
我国在冶炼、生产过程中浪费了6000—7000万吨金属。
从金属加工机床的吨位上看,我国相当于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之总和,但从数量和生产效率上看,我们远远落后他们每个国家。
芬兰出口的木材比我们少十倍,赚的外汇倒比我们多两倍,原因在于我们卖的是初级未加工产品。
我们和联邦德国约定以抵偿方式铺设天然气管道,却未按时完工,每逾期一天对方就向我们索赔5.5万美元。
仓库里堆积着20亿卢布被买家拒收的滞销商品,这几乎等于五年计划剩余部分整个轻工业投资的总和。
建设卡马河汽车厂项目预计花费17亿卢布,现在看起来,还需要追加25亿卢布,往后可能更多。
1955年打算在萨拉瓦特市建设抛光玻璃厂,该项目1962年准备就绪。但1961年的时候英国人向我们兜售火抛光玻璃厂的专利许可,于是1965年我们购买了许可证,成立三间工厂制造漂亮玻璃。与此同时萨拉瓦特厂仍在建造,1972年完工,结果发现安装的设备无法抛光玻璃,直接就压碎了,只能全部重熔。至今仍不知道谁对此负责。
同样加工一立方米原木,我们的产量比资本主义国家少四分之三。
我国飞机和汽车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比他们短得多。
库尔斯克有一家使用进口设备生产特别稀缺织物的针织厂。但其生产能力只有50%,因为人员不足,而人员不足的原因是画图纸的时候忘了画宿舍。
今年收获的巨量(未及精确统计)粮食因露天储存腐烂严重。
缺乏包装或运输延误造成的粮食、水泥、蔬菜、水果等损失以百万卢布计。
由于金属品质差,我们的建筑行业不得不加大金属用量。
等等等等……

1974年12月16日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书记雅科夫·里亚博夫透露:1968年决定在斯维尔德洛夫建设钢管轧制车间,1970年代该项目暂停,同年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设同类车间,1972年项目暂停。1974年发现进口的钢管不够用,却并未重启两处暂停工地(虽然锈迹斑斑),而是在其他城市另起炉灶建设新轧管车间。

1975年11月30日
罗梅什·钱德拉(听说这家伙令苏联人民损失至少七座化工厂)授予勃列日涅夫一枚新奖章:约里奥·居里世界和平奖章。
两个歉收年(1975年干旱百年不遇)导致国民收入损失1600亿卢布。肉和奶将有“困难”。面临大量死亡的风险。1976年可能再次遭遇粮食歉收。

1975年12月28日
12月8日召开中央机关党代会。
戈斯捷夫(计划部门副主席)介绍:全国95%的企业生产不出一件优质产品,三分之二的部委没能完成计划。价值20亿的日用商品(由于品质低劣、款式老旧)被降价抛售,许多仍然卖不动。
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列举了各级干部贪腐的大量事例——从州执委会到共和国部委,从新闻工作者到经济部门领导。据调查,曾担任苏联民族委员会主席多年的纳斯里丁诺娃被撤职后,又因涉及别墅、房产、皮大衣和汽车黑幕被中央处理。她女儿的婚礼花了国家近百万卢布。
(儿按:雅德嘉·纳斯里丁诺娃1978年底退休,她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因乌兹别克“棉花案”被指控受贿,1988年开除出党,后因证据不足,1991年4月恢复党籍。)

1976年1月3日
新年之前三天中央开会,以下情况值得记一笔:
安德罗波夫向政治局提交关于苏联境内“持不同政见者”情况的报告……最近十年逮捕了约1500名从事反苏活动的人。1954年赫鲁晓夫向世界宣称“苏联没有政治犯”的时候,其实至少有1400名。1976年逮捕约850名政治犯,其中261人从事反苏宣传。还有个数字令我倍感惊讶:全国竟有68000名“预防性人员”,即被传唤到克格勃对其活动进行警告的人。超过1800个通过“内线”暴露出来的反苏团体和组织被警告。根据安德罗波夫说法,全苏联有几十万人正在或者等待合适时机采取行动对抗苏联政府。

1976年1月6日
新年期间,我的秘书坐车去科斯特罗马出席她丈夫女儿的婚礼。我问她:
— 那边怎么样?
— 不好。
— 怎么不好?
— 商店买不着东西。
— 怎么会买不着?
— 缺货呗。鲱鱼变质了,罐头就是罗宋汤、白菜汤,懂了吗?这种东西如果在莫斯科,货架上放几年都没人买。香肠根本没有,肉少见,一上货立刻排长队。奶酪就是科斯特罗马奶酪,但听说跟莫斯科卖的不一样。我丈夫在那边亲戚朋友多,这一星期我们走了不少家,每家都用酸黄瓜、腌白菜和蘑菇待客,还是夏天自己在菜园、树林弄的。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啊!
我被这番话深深触动。毕竟是个600000人口的州首府啊,距莫斯科仅400公里!还谈什么理想和热情?

1976年4月25日
昨天早晨我去了乳制品店和面包店。人头攒动,喧哗吵嚷,他们说没法维持秩序,两个女售货员应付不了这么些顾客,又要搬箱子又要拆箱子。今天休息日,队伍里有人说吃的没了、有人说早忘记奶酪什么味儿了,等等等等……忽然响起一个40岁男人的粗壮声音:
— 你们想怎么样!我们就是这种体制。这些女人(售货员)没有错,错的是那些坐在绿篱笆后边吃鱼子酱的,那些人肯定有奶酪。咱国家就没个会管事的,现在的头儿只会说共产主义光明未来,然后一年比一年烂,除非他下台……
无人惊讶,无人愤慨,应该都习惯商店出现这种言论了。群众多数表示附和赞成,包括一位排队买牛奶的年轻警察。哦对了,中央检查委员会的一个人站在队伍里,居然也保持沉默。是啊,人家把事实都摆出来了,他又能说什么呢?
面包店的一群女人为抢库利奇(译注:复活节圆面包)争执厮打,这时柜台窗口拉开,里头说:“卖完啦!也不做啦!”立刻怨声四起,我准备夺门而出。

1976年11月7日
去红场。参加克里姆林宫招待会。珠光宝气的高官太太们最令我印象深刻:毛皮、钻石、贵族举止——简而言之,上流分子。

1977年1月1日
所有大众媒体对成绩、胜利、优越性等问题扯得无边无际。这些话在政治上太愚蠢了,如果不明白是官僚政治私利使然,简直像在故意挑衅。

1977年7月21日
周二在中央秘书处开会,讨论莫斯科州委促进纺织工业所采取的措施(产量占全苏40%)。科诺托普(莫斯科州委书记)发言空泛,不提具体业务,只说宪法、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选举、党的关怀等。之后开始讨论的时候,他耐不住了,称:州内30%的纺纱设备和50%的织布设备年代久远,系革命前制造。没有现代染料,缺少8000名工人。新机器价格贵五倍,但只有按照旧价格拨的款子。生活服务行业资金被削减……诸如此类。
虽然没人指责他,却也没人承诺给钱。只是要求“提高”、“改善”。

1977年11月19日
17日在(伦敦)牛津街购物。商店富丽堂皇,令人目眩神迷,莫斯科女人没见过此等场面,几乎心脏病发作。顾客盈门,买完这个买那个。库纳耶夫有一次在饭桌上梦呓般地感慨:(说人家)危机、危机,显然大家都很有钱啊!

1977年12月14日
昨天中央全会。刚开始略混乱,甚至没有马上起立鼓掌。走在政治局成员最前头的不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宣布出席人数,解释说列昂尼德·伊里奇今天不来了。没什么大问题,身体受寒不舒服。但他已经准备好讲稿,待会儿休息时发给大家,以便各位讨论。因此休息时间为40分钟。
最逗的是,全会结尾,苏斯洛夫跟大家“商定”,说勃列日涅夫“形同”出席全会——“承担了全会工作”。
关于全会本身。巴伊巴科夫作报告。在我印象中,虽然他的讲话一向带点“悲观”,也从未对经济形势有过如此焦虑和强硬的估计。看来情况很糟糕,比预想的糟糕,比从前更糟糕。

1978年7月9日
开农业问题中央全会。据我了解,最尖锐的问题是“农业工业化”,也就是提高机械化和化学化程度之类。结果导致1965年3月中央全会之后投入农业的巨额资金大量流向工业。当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地区和州的整个农业部门产量翻两倍、翻三倍,超额完成计划30—40%的同时,每年都在亏损经营,年度结算总是出现巨大赤字,欠国家的钱越来越多。以一台新拖拉机为例,生产效率可能提高15—20%,但使用成本却随之上涨200%。
集中汽车运输、化肥等“服务”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并非集体农庄直接拥有,而是别处提供的。

1978年11月13日
累了一天,但我还是想写下来,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勃列日涅夫召集最高苏维埃代表开会,他后天就要接见鲁比科夫率领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会上邀请了顶级专家,包括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讨论轰炸机能挂多少导弹:25枚或30枚,试射的导弹参数加密或未加密等。
会后阿尔巴托夫找我倾诉,他用一个字形容这件事——“肏”。
……肉的问题。顿河畔罗斯托夫:扣除托儿所、幼儿园、餐馆等机构,零售数据显示年人均消费肉1.5千克!有些地方情况好些,但没有超过年人均7千克的。
我们用约1亿吨小麦喂养牲畜。由于缺乏相应饲料添加剂,40%等于浪费了。到头来还要从美国进口大量小麦。
第一次增产1.2亿吨石油需投资170亿卢布,第二次增产1.2亿吨石油变成280亿卢布,接下来增产的4千万吨则需要480亿卢布。
到1982年,人口增长只能提供30万劳动力——主要在中亚地区。
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整个机构,解聘一批计划人员,重新招一批。我们需要钱。而我们讨论的却是肏他妈的一架飞机挂几枚导弹,好像不这样做美国人明天就会打过来。

1978年11月18日
昨天我们召开了中央机关全体党代表总结及改选大会。一切都照本宣科,令人厌烦……
讨论期间提出的数据耐人寻味。
亚斯特列博夫(重工业部部长):西西伯利亚提供全国90%的能源,出产煤7.95亿吨,石油5.75亿吨。而在那里,拨款给住宅和社会事业的2500亿卢布中,只有3400万用于住房建设。
波齐科夫(轻工业部长):商品减价令国家损失112亿卢布。
西蒙诺夫:每节火车皮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运行,其余时间静止不动。二十年来铁路里程延长了15%,货物运输量提高四倍。铁路上未完成的工程达900亿卢布。

1979年6月23日
今天在家。
俄罗斯究竟要走向何方?
奢侈品价格——汽车、家具、毛皮、黄金等即将上涨。根据永恒的政治经济学规律,马上就会波及那些去市场买圆葱、芜菁、莳萝、黄瓜、土豆的人,接着根据通货膨胀规律,又会影响日用必需品价格。
财政计划部门的人说,“措施”从未起到预期效果:预算收入增加2、3个月,然后一切“照旧”。但腐败、掠夺、犬儒主义越来越多。家具店一套家具的售价翻了十倍。
据说,“地方来信”如雪片一般,要求愈发严厉,用词愈发激烈。比如:“别以为俄罗斯人民的耐心是无限的……”也经常有人(非匿名)认真提出进口肉、奶、谷物的建议。
显然今年收成不会很好。麻烦还在后面哪。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难道真要忍受这种经济耻辱这么久(直到万事皆休),其领袖才肯纾尊降贵“平等”对话吗?
毕竟,没人真心相信我们会遭受攻击,会被“占领”、征服、摧毁……那么拖累经济发展、牺牲人民利益的这支武装力量还有什么意义?!在20世纪末,昔日荣光变得十分可笑。何况今天的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相比)毫不在乎这种荣光,甚至不在乎“祖国”本身。

1979年11月20日
本月5—12日在西德。
这个国家真漂亮啊——不可思议的工业实力与大自然之美和谐结合。虽然我到过联邦德国五次,却第一回乘车游览莱茵河谷:从杜塞尔多夫出发,途径科隆、波恩、科布伦茨,越过海涅笔下的“罗蕾莱”,沿着葡萄酒之路抵达普法尔茨。那里是一片金光灿灿、五彩缤纷的秋景。而且普法尔茨一个地方的葡萄园比格鲁吉亚全国都多。
至今仍令我耿耿于怀的主要感受是,我们落后了,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骂美国至少可以说“黑人遭私刑”)能做为我们落后的借口,也没有什么还能证明我们经济和社会的优越性。要知道德国是个分裂的国家,他们平均工资2500—3500马克(汇率换算超过1000卢布),工人享受六周假期,“无产阶级钢铁营”(列宁语)每天自驾车上班下班——平均每三个德国人拥有一辆车。西德道路宽阔平整,如果把一杯水放座位上,开到每小时160公里,不会溅出一滴。人家没有“中心”、“外省”的划分,也不分“乡间土路”和二级公路,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水准并无天差地别。
眼下我心里堵得慌,意绪难平。

1979年12月30日
我军开进阿富汗……
……我国在缓和方面积累的资本,勃列日涅夫一篇柏林讲话全抵消了。那些曾经排队支持我们友好政策的“民主”、“爱好和平”的势力,都袖手旁观了。共产党人和我们坚定不移的朋友们如今一味谴责“苏联侵略”,根本不去针对美国导弹进行宣传——说也没人听……
苏联人民不需要别的。他们要吃肉,要买各种商品,要更好的秩序!

1980年1月28日
世界发生了太多事情。全世界都出言谴责、诅咒我们:联合国104个代表团投票反对我们,只有17个赞成的。法利赛主义(译注:指伪善、假慈悲)?是的,当然。但我们也把真实情况试出来了——到处都有人暗暗憎恨我们(起码不喜欢)……

银行拒绝贷款给我们。我跟国家银行副主席伊万诺夫聊了一次,他说不光美国的银行,其他国家银行要么拒绝提供新贷款以偿还旧债务(这么多年我们就是靠这熬过来的),要么提高利息三分之一。

上周二在中央秘书处讨论“关于运输部门盗窃”的问题。我真是越听越汗颜,浑身直哆嗦。卡皮托诺娃领导的中央委员会调查了三个月,以下是她向秘书处报告的内容:
两年来盗窃案件增加两倍,被盗物品价值增长四倍;
40%的窃贼是铁路职工,另外60%是水运部门职工;
9万—11万辆出口汽车积压在布列斯特,因为不能以“零件短缺”状态交付外国人;
25%的拖拉机和农用机械零件不全;
30%的“日古利”牌汽车被退回工厂,因为消费者提车时发现是半解体的;
价值140亿卢布的商品每天缺乏看管;
保安也有,69000人,但基本是退休者、残疾者,月工资80—90卢布;
每年被盗的钱款约数十亿卢布;
肉类被盗量是两年前的七倍,鱼类是五倍。

内务部副部长也报告说:1970年铁路上逮捕4000名小偷,1979年11000名。这些只是被发现的,没发现的又有多少呢?有时候火车滞留铁轨三昼夜无人看管,连司机都脱岗了。
倒霉的巴甫洛夫斯基(部长)再次像在全会上那样表示忏悔,请求额外40000人补充保安队伍。给不了。
大家纷纷议论:“太不像话了!党组织、工会去哪儿了?光看不管?”都感到十分无奈。

另外:勃列日涅夫号召“发动群众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坐我身边的拉平(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一个尖酸刻薄的老头,大声嚷嚷:“得了吧,如果发动群众,所有的火车就全被掏空啦!”

1980年2月12日
今天在中央书记处……
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问题被提出两次:库罗耶多夫要求新增员额。讨论期间得知,苏联目前有6500名东正教士,900名天主教神父,300名毛拉(外加2000名地下活动的)。同时,一半死者下葬在教堂,五分之一的新生儿受过洗礼。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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