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然闲居

1961年3月发生在基辅市库列涅夫卡区的“洪水”，被认为是仅次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苏联第二大人为灾难。尽管如此，基辅以外的人对此事知之甚少，因为关于灾难的消息长期被当局严格保密。

官方竭力掩盖关于这起可怕事件的真相，报纸和电台只字不提，毕竟导致灾难发生的责任完全在于政府。今天人们通常把时任基辅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的阿列克谢·达维多夫视为库列涅夫卡洪水的主要责任人，具体而言，就是他签字同意在市区旁设置规模巨大的废料场。

没人知道为什么危险的废料场会毗邻居民区，指责达维多夫犯下致命疏忽的人更是极少了解这位官员曾经的功劳。1947年约瑟夫·斯大林派遣达维多夫接手废墟中的基辅市，并亲自监督其工作。在达维多夫领导期间，共和国首都修建了帕顿桥、新马戏院、第一条地铁线和鲍里斯波尔机场。

1950年代密集的基建工程产生巨量建筑废料，砖厂排放的泥浆尤多，所以需要相应规模的储存场地。市执委会选址在娘子谷(Бабий Яр)，事后看这是第一个错误，因为这里非常接近地势低洼、人口稠密的库列涅夫卡区。

泥浆库只有一道堆积坝，这是第二个错误，因为出现了严重的设计缺陷：首先，设计者低估了泥浆对水利工程结构的压力，这种半液态粘稠物质作用在坝体上的压强比水大得多；其次，也未考虑到融雪和春雨汇入后，内容物体积大大增加的问题。

1961年3月12日，市执委会接到令人担忧的报告，称坝体出现明显可见裂缝，有水渗出。12日夜间到13日早晨情况不断恶化，上午灾难发生。

库涅夫卡是基辅的工人区，每天的忙碌始于早六点。有人刚刚起床，有人已经站在公交车站翘首等候。在距离溃坝最近的伏龙芝街，水沟的水位最近几天一直在涨，可惜无人警觉。再往高处不足一公里，“斯巴达克”体育场附近的泥浆已经冲毁了第一批民房。

当地居民紧急致电市执委会，说大坝就在他们眼前决口，然而为时已晚。八点三十分坝体彻底溃裂，泥浆骤然涌出，形成宽20米、高14米的巨浪，裹挟着固体建筑垃圾、残砖断瓦和沿途树木冲向有轨电车库。那里的工人早已打开高压电闸，死亡近在咫尺。

泥浆洪流迅速淹没整个车库，损毁部分建筑。一些人爬上房顶侥幸躲避，其他人或被泥浆憋死、或被电击而死。洪流继续前进，袭击公交车行驶的马路，此处的一位幸存者描述道：

“我刚坐上一辆拥挤的公车，忽然大水涌来。有人高声叫喊，人们意识到自己被困。四周一下子黑暗起来，一道灰蒙蒙的、冒着泡泡的汹涌巨浪出现，比房顶都高。站我前面的年轻人拽开车门撒腿就跑，我紧跟其后。我被冲翻，但幸运地飘在水面，玩命游到‘斯巴达克’体育场附近抓住围栏。然后扭身一看，发现公交车起火了。”

“斯巴达克”体育场完全泡在水中，甚至屋顶护栏都看不见了。库列涅夫卡区整体被淹，几乎无处逃生。浓稠泥浆轻松击碎红砖房、推翻水泥房。罹难者不仅死于溺水，也有受冲撞挤压、骨骼断裂而死的。

暂未被波及的街道开始紧急疏散，但由于组织极其混乱，进一步增加了死亡人数。驻军乘坐履带车辆和轮式车辆赶来救援，随即发现自己被泥泞困住，进退不得。

另外，洪流的性质令库列涅夫卡区的情况更加恶化。泥浆迅速干燥变成致密土块，隔绝了空气，导致房屋瓦砾下被掩埋者缺氧窒息，几乎无人生还。

根据基辅市公布的官方数字，这起人祸仅有150名遇难者。但事发现场的人心里都明白，真实数字被严重低估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阿西莫夫常年研究人为灾难，他相信至少1500基辅市民死于库涅夫卡泥浆洪流。

政府报告指出，事故共摧毁68栋住宅楼、13栋政府建筑、163处平房，1228人无家可归。由于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掩盖灾难规模，文件中没有死伤者名单信息。

3月13日基辅切断国内、国际通讯联系，三天后（1961年3月16日）才发表官方声明。死者被分散送往市内各区的停尸间，之后葬在各个墓地，并未辨识死者身份，更未寻找、通知家属亲朋。墓碑上刻着不同的死亡日期。公墓档案或者不登记、或者故意错记，除了真实死亡原因外，死因五花八门。今人可能永远无法确知具体死难者人数。

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洪流平息后，立即动用建筑设备和工兵装备清除街道上局部厚达四米的污泥。士兵们没有处理这种现场的知识、经验，结果又发生废墟下少数幸存者被挖掘机或起重机致死的悲剧。

事情结束后，莫斯科成立委员会调查这起人祸。调查在最严格的保密状态下进行，结论是事故完全系废料场水坝工程计算错误导致。据称六名设计者被秘密法庭判决有罪，市执委会主席阿列克谢·达维多夫日后死于心脏病发作（也有传言称自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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