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斯维尔斯克号”事件

苏中两国关系破裂期间,中国方面经常采取挑衅行动阻挠苏联船只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ДРВ”)或从北越返回苏联,往往引起重大国际丑闻。

1967年7月20~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舰和武装民船在黄海中立水域对苏联一艘“水文测量船”实施威胁动作。同年8月10日~12日,停泊大连港的苏联“斯维尔斯克号”内燃机船遭地方当局扣留。中国边防部队的一支武装分队登上船只,该船二副拒绝接受毛主席胸章,遂被指责“侵犯中国主权”。边防军人要求将二副押送中国政府,“斯维尔斯克号”船长В.А.科尔若夫拒不同意。结果,次日船长和二副被逮捕并遭侮辱性审讯。

以下引用苏联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阿列克谢·阿尔卡季耶维奇·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

自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外国代表、尤其苏联人士在北京的工作生活环境迅速恶化。1966年8月12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公报无疑表明,外交政策方面正开展旨在严重激化苏中关系的行动,侵蚀同北方邻居友谊的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中方以一种放肆的态度声明拒绝接受苏联新领导层,并证实中国拒绝参与援助越南的联合行动。

由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持续进行,我们在大使馆预计,1967年夏季中国将采取新举动进一步加剧同苏联的紧张关系。不幸果然言中,挑衅目标越来越多针对苏联运输工具,尤以非武装民船为甚。

在北京之外,最大的挑衅举动8月10日发生在停靠中国大连港的苏联“斯维尔斯克号”轮船上。中国当局强行登船,抓捕带走船长科尔若夫。同时一群中国公民企图伤害全体船员,船身也被涂写了侮辱我国的标语口号。

“斯维尔斯克号”船长往使馆打电话找我,详细描述了发生的事情,着重强调全体船员并未出现中国当局和公民所指控的那种行为。我尽力鼓励他和他的下属,保证苏联政府不会任由海员陷入困境,将采取一切措施还他们自由。

瓦连京·亚历山德罗维奇·科尔若夫,符拉迪沃斯托克,1971年

这种情况也使我警觉起来:中国政府居然在羞辱科尔若夫和船员的同时仍然保障他们与使馆的联系(科尔若夫多次打来电话)。这就令人不由地想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打算以某种形式把大使馆也拖入这次挑衅,从而为进一步行动制造借口?当然,我们不可能有书面证据,但仍然讨论了这一猜测,认为有必要考虑此种可能性。

正在我们议论的时候,收到莫斯科的指令,要求派遣领事人员赴大连解决“斯维尔斯克号”事件。我和同事们心里十分清楚,这趟差事无功而返就是最好的结果,甚至可能有助于挑衅者搅混水,最终把事件责任推到使馆头上。只要中国当局继续针对“斯维尔斯克号”船员,那么谁会受攻击、谁来背黑锅都是显而易见的。

不论愿意不愿意,中国迟早要释放“斯维尔斯克号”。因为他们冒犯的不仅是苏联船员,而且是全世界的远洋水手。一旦大使馆介入,外界本就了解不多的真相将更加模糊不清,挑衅者也有了长期扣押船只和对我们提出各种诬告的口实。

我当然明白不执行斯摩棱斯克广场(译注:苏联外交部所在地)指令的性质。即便如此,考虑到可能的后果,我认为必须汇报大使馆发现的情况,并请求同意不向大连派遣我方领事人员。最后莫斯科认可了我的观点。
在А.Н.柯西金亲自向周恩来提出抗议后,“斯维尔斯克号”及船员被释放。

与此同时,使馆周边局势继续白热化,我们努力做到准确记录针对苏联机构及其职员的每一项敌对行动。为提高效率,我有时会在未取得苏联外交部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主动向中国外交部据实提出抗议。大使馆也会迅速向莫斯科报告发生的事态和提出的抗议。

8月1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А.Н.柯西金致电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严词谴责扣押苏联船只的行为。8月13日“斯维尔斯克号”离开大连港。此后很长时间苏联舰船不再进入中国港口。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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